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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王朝国家的不断发展，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政策措施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是直接支持，或是屯垦开发，并且中原都与边疆社会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尤其是汉代“丝绸之路”、明代“茶马互市”等广泛的经济交流，但受到复杂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大都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政策，致使边疆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种边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区间的不平衡。这不仅包括汉族聚居的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还包括不同边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总体而言，内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层次要比边疆民族地区高，边疆民族地区的坝区平原要比山区社会发展得更好，农业区比牧区及游猎区要更高；第二，边疆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不仅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不平衡，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一般而言，相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汉族经济处于领先地位。而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衡也较为突出，相对而言，从全国来看，满族、朝鲜族、回族、壮族、白族、土家族等民族社会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苗族、瑶族、傈僳族等山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滞后；第三，边疆各个民族社会的内部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由于我国边疆面积十分广阔，很多民族内部支系庞杂，分布十分广泛，其内部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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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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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不仅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中，边疆社会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地理区位、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地域政治形态、宗教因素特别是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整个边疆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中，不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渐疏离，而且边疆危机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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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王朝对边疆经营的基础上，清王朝稳定和扩大了国家的历史疆域，其前期的国家疆域已是“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10]。清王朝在定鼎中原国家政权后，在国家的边疆地区实行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政策，在国家的北部边疆（新疆东北、蒙古）推行军府制度及盟旗制度，在青藏高原实行了驻藏大臣和噶厦制度，在西南边疆实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对边疆地区采取了中央集权制下的差别化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是中国王朝国家时代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疆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是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下内地的定耕农业与边疆游牧、游耕、山地、渔猎等文明间的互动交流与对抗共存模式，它为巩固中央在地方的权力，保障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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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势力及西方思潮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国家的边疆也面临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最为突出的变化在于，威胁对象从传统王朝国家时代边疆的地方势力（主要是少数民族政权）转变为西方列强势力。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蚕食着中国边疆领土。这种转变把边疆带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之中，使边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晚清王朝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边疆政策，并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羁縻之策，通过清末的新政，来整合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的关系，试图加强对边疆地方的直接控制权力。它先后设置了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行省，开始直接介入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并在内蒙古逐步设立了州府、县。遗憾的是，这样的政策变革并未得到边疆地方的拥护，反而受到边疆的抵制，进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这些政策最终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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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列强的渗透和破坏，使部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逐渐加强。随着王朝国家的覆灭，传统王朝国家的中央权威解体了，但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威仍然在艰难的重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在边疆行政区划上，北京政府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后改为西康）、宁夏、青海等特别行政区，但在政治制度上仍行清朝旧制的双轨制，即在外蒙古与西藏采用由中央派遣驻地官员代表中央施政及外蒙、西藏。在这一时期，北京中央政府频繁重组更迭，地方形成军阀势力，地方主政的政治格局逐步呈现，而西方列强之间在中国的势力维持着基本均势的状态，边疆绝大部分地区相继卷入民主共和革命过程中。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酝酿已久的边疆分裂势力在晚清时期加快了活动步伐，尤其是外蒙古及西藏地区最为猖撅。至民国初年，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主权及领土问题更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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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达致高潮。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北京政府时代纷繁的政权更迭局面，其所重构的中央政治权威明显高于北京政府。但是，边疆社会政治形势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局势进一步恶化，边疆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边疆危机已经有接近崩溃的忧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夺我国东北边疆，西方列强在中国保持的均势局面瞬间被打破，边疆危机凸显，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嗾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11]。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不断扩张，边疆形势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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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中国被迫卷入了近代化的进程。自近代以来，西方的势力由沿海入侵中国，此后，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边疆地区传播，民族、国家等近代观念也相继涌入，形成了一把对我国边疆影响复杂的双刃剑。民族国家的构建是近代国人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重要目标，其总的方向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然而，由于西方列强利用边疆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对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三省区进行窥视，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借口“民族自决”来煽动边疆分裂。加之，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因素损害了边疆原有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的既得利益，使得部分民族与宗教人物歪曲民族国家之正面含义，同时受西方列强蛊惑，谋求边疆地区分裂，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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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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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在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后，与其他地区逐步步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发展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边疆社会也因此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与内陆地区相比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与边疆社会的复杂局面有关，也与国家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民族工作方略紧密相连。从边疆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过程来看，边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经历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被迫中断，继而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快速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尽管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充满曲折，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沿着好的方向前行。不过，边疆社会的地域特点、民族关系、宗教因素、传统政治体系等突出特点使得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与内陆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就决定了边疆社会治理需要不同于内陆的差别化理念、制度和机制安排，需要政府在边疆治理中突出差异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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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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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造，不仅涉及面广泛，而且对国家的边疆治理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得边疆社会逐步建立起来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套经济、政治制度，并将边疆社会整合进了国家发展的整体过程中，为国家治理在边疆社会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同时意味着这一场变革完成了对中国所有地区的社会制度整合。不过，边疆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加之受到地域差异性、民族多样性、宗教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进展程度不一，也因为执政党在国家边疆治理方面客观上存在经验不足等原因，由此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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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家政权在推进边疆社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发现边疆地区的发展程度十分不平衡，很多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有的还保留着奴隶制度，有的地方还处在封建制占据统治地位的发展阶段。这对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不仅如此，新生的国家政权在此时还面临着解放全中国以及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活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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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些地方的民族对立现象十分严重，汉族与部分少数民族存在隔阂和矛盾，一些少数民族也因此而对新生政权存有疑虑。再加上，边疆民众民族多样，各种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性很大，有的文化观念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就加大了边疆社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难度。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边疆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有不同的宗教的信仰，有的民族甚至全民信教，很容易导致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引发连锁反应，使很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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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边疆社会的复杂局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听取了乌兰夫“慎重缓进”的民族工作方针，开始了对边疆社会进行分类推进民主改革的探索。总体而言，国家对边疆社会民主改革过程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农业区、牧区、彝族藏族聚居区以及云南的“三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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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对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与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大致相似的边疆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土地改革，就当地的特点采取了与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大致相同的做法，即积极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社会生产”的路线，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斗争地主、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尽管国家在边疆各个农业区的民主改革进程不一，但到1953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民主改革就已经完成。而对于国家的中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也于1958年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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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对边疆牧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牧场和牲畜是牧区主要的生产资料，由于牲畜具有动产性质，这就决定了对于牧区的民主改革不能采取简单照搬农业区的民主改革模式。因此，国家根据牧区的经济性质、生产特点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牧区盲目照搬农村土地改革的失败教训，采取了“不划阶级、不没收财产、不搞面对面斗争”以及“牧主、牧工两利”的和平政策。通过不断努力，这一政策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仅使牧区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也促进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并于1961年基本完成了对牧业区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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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政府对藏区和彝族聚居区进行了民主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初，无论是四川的藏族、彝族地区还是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都还是处于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主要采取的是和平协商的方式：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另一方面与那些上层人士进行充分协商，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政府对农奴主、奴隶主的部分财产实行和平赎买并保障其原有的一些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改变。不仅如此，国家对于一些藏区寺庙的政策则更为宽容，不仅保留其耕地，还不干预群众对寺庙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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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对云南省“三类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云南在实施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根据云南边疆社会的特点，创造性地将省内少数民族地区划分为“直接过渡区”、“和平协商区”和“缓和区”。并根据不同类型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民主改革方法。对于“直接过渡区”则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帮助当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协商区”则采取了有差别的政策，针对傣族、哈尼族等还处于封建领主制的地区，采取的是“和平协商，民主改革”的政策，对于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则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并给予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在“缓和区”中，地主部分财产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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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多年对边疆社会民主改革的推进，边疆社会逐步废除了包括农奴制、奴隶制等旧的剥削制度，使边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获得了解放，尤其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边疆社会逐步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可以说，民主革命的成功推进，为边疆社会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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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边疆农业区的社会改造中，具体做法与内地基本一致，都是将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或者共有经济。在边疆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边疆社会积极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建立了互助小组。至1956年，边疆社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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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边疆的农牧经济区，由于牧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牧业抗灾能力低，牧民们从自身的经历认识到，只有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才能有力量克服个体生产中的困难，战胜灾害，摆脱灾困。因此，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牧民们将其牲畜入股农业合作社，并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此外，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或是合营或是直接加入国营牧场。对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西藏因为特殊原因于1975年完成之外，其他地方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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