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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对云南省“三类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云南在实施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根据云南边疆社会的特点，创造性地将省内少数民族地区划分为“直接过渡区”、“和平协商区”和“缓和区”。并根据不同类型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民主改革方法。对于“直接过渡区”则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帮助当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协商区”则采取了有差别的政策，针对傣族、哈尼族等还处于封建领主制的地区，采取的是“和平协商，民主改革”的政策，对于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则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并给予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在“缓和区”中，地主部分财产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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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多年对边疆社会民主改革的推进，边疆社会逐步废除了包括农奴制、奴隶制等旧的剥削制度，使边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获得了解放，尤其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边疆社会逐步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可以说，民主革命的成功推进，为边疆社会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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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边疆农业区的社会改造中，具体做法与内地基本一致，都是将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或者共有经济。在边疆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边疆社会积极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不仅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建立了互助小组。至1956年，边疆社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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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边疆的农牧经济区，由于牧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牧业抗灾能力低，牧民们从自身的经历认识到，只有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才能有力量克服个体生产中的困难，战胜灾害，摆脱灾困。因此，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牧民们将其牲畜入股农业合作社，并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此外，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或是合营或是直接加入国营牧场。对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西藏因为特殊原因于1975年完成之外，其他地方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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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边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包括了对私营经济的改造。虽然边疆社会的私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国家在推进边疆地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是坚持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做法，将私营工商业转化为公私合营或者国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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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家对边疆社会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无疑是边疆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它促使边疆社会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使得边疆人民首次摆脱了传统人身依附关系，并废除了剥削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逐步确立起平等、合作的新型社会关系，这显然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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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是国家力量强势介入推动的，加之进展速度很快，虽然在推进的过程中结合了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尊重了边疆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疆人民在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中表现出难以适应的特征，尤其是发展基础滞后，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等较为原始时期的边疆很多地方，一些少数民族在与自然不断抗争中形成的生产方式，难以在外力的干预下迅速转变过来；二是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给边疆人民带了巨大冲击，边疆社会的很多少数民族受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由此引发了一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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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与边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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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先后出现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打破了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给边疆社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边疆社会民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党的民族政策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时期的边疆社会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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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政治上，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重申和恢复党的民族政策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建设，进而不断完善各方面政策。首先，在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否定了滥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198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确认“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提出“我们党要经常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常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不断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少数民族爱国人士恢复了名誉，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得到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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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原则，并增加了新的内容。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的第一段即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该法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规定，这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有效的保障措施，它可以借助于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严格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并获得了通过。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在经济综合类自治权中很大篇幅的修改使《民族区域自治法》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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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国家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不仅恢复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重新设置了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保障了民族自治权利，还恢复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强调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要“特殊点、优待点”，从而确保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大体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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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从扶贫到西部大开发，进而形成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经济。在改革开放中，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边疆社会也不断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中央通过调查研究，把“发展是主题”作为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全面、辩证地处理发展与改革、稳定的关系，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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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中突出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及时提出和采取边疆发展战略与措施。通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断推动，中央政府通过多项措施，不断凸显边疆加快发展的战略地位。一是编制发展规划，包括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兴边富民规划等；二是制定发展政策，包括国务院及其相关国家机构制定的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决定以及西部大开发等；三是完善发展措施，比如对口支援、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等。随着这些战略和措施的逐步推进，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进，边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获得了重大转变，民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较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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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大对边疆地区的帮扶照顾力度。一是加强人才队伍的帮扶力度。由于边疆地区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但科技落后、人才资源匮乏，国家制定了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并启动了“智力支边”项目；二是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在财政和金融上给予边疆地区倾斜和照顾。比如在税收上对边疆部分地区实行适度减免或免税政策，在金融方面，实行低利率、低息或贴息贷款的优惠政策；三是设立多种专用资金扶持和帮助边疆地区的建设，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民族机动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等。这些帮扶政策的落实为西部边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对于缩小边疆发展与内地及沿海地区的差异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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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边疆发展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下，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还逐步探索和创造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包括：一是沿海发展模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突出代表；二是沿边发展模式，国家先后批准了吉林珲春，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广西凭祥、东兴，云南畹町、瑞丽，新疆伊宁、塔城等为沿边开发城市，使其逐渐成为沿边发展的经济增长圈；三是旅游发展模式，如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地，旅游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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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推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家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及时抢救和保护，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且，国家尊重边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国家拨出一些黄金、大量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此外，国家还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新疆2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的保护。随着国家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边疆地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不断增多，世界文化遗产有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丽江古城等多个，世界自然遗产有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和“三江并流”自然景观等也呈现出不断增多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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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速现代化中边疆社会的调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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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迅猛发展，现代化程度正在向纵深推进。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边疆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然而，边疆地区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和区域社会。这里的现代化与祖国内地的现代化相比，体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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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较之于内地具有突出的滞后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边疆地区的许多区域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其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从农村公社到封建领主制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水平，与祖国内地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经过民主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些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各种较低的社会形态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边疆地区在社会制度方面可以实现跨越，这里的社会文化、社会机制却并不因此而实现跨越。社会机制的发展和演进具有突出的进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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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社会文化，以及包括社会的组织方式、协调方式、管理方式在内的社会机制，是边疆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不仅构成了边疆地区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也制约着置身于此种社会中的民族群体及其成员。面对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边疆社会的深入推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如何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如何主动地推动当地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概括地说，就是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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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观念适应。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已经涉及到边疆地区，现代社会的许多因素也已进入到边疆地区，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传统社会的现实。边疆地区还是典型的传统社会。与此相适应，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经济观念、法制观念、契约观念、社会观念甚至价值体系等，都带有所处社会的突出特征。在这里，现代社会因素的进入还没有真正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然而，现代化的进程本身是一个与边疆地区社会状况存在着巨大反差并因此而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的社会进程，面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浪潮，边疆社会的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在观念上往往很难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对少数民族群众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边疆群众往往会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巨大的痛苦。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冲突，很容易使边疆的民族群体产生心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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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能力适应。现代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进程，不仅对社会成员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还要求社会成员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边疆地区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及当地的环境条件的制约，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更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提并论。在这里，边疆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科学文化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人们的观念与现代化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广泛存在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法造就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人格；与内地尤其是大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的缺乏，限制人们的交往能力。能力的不足和缺失，使边疆地区的群众很难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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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机制适应。边疆社会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存在一个社会机制的适应问题。社会需要组织，并通过组织形成社会机制，从而生成社会的活力，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对社会组织程度和社会机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有具有较高的社会组织程度，各种社会机制形成完善的网状结构并相互联动，各种社会机制能够全面地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的现代化才能有效推进。然而，边疆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的社会发展迅速，社会发育程度迅速提高。但是，边疆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完善其社会机制，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发育程度偏低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相比，其社会机制粗疏的状况就十分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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