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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自发性流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流动人口；一种是国家的政策性移民，包括国家移民实边迁入边疆的内地人口及国家扶贫济困和生态保护需要推动的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等；三是少数民族自发性人口流动与迁移，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流动迁移和南方山地游耕民族的流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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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边疆社会人口向城市聚拢的趋势不断加剧，边疆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出非常普遍。除此之外，边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会向边疆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及城镇聚集。由此带来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及边疆农村社会的变化都是十分显著的。在边疆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大量的不同民族的人口，不仅带来的是城市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也由此伴生出城市社会管理的一些新的挑战。这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地位等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及冲突。近年来，在边疆城市管理中凸显出来的以一个民族为核心的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不仅如此，城市社区的民族工作也成为其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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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的政策性人口流动迁移主要包括移民实边的人口流动、扶贫移民、生态移民等类型。移民实边行动较为典型的就是新疆建设边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国家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引入知识青年的移民活动，这时的迁移是以组织性和强制性的迁移为主，当然，到60—70年代时，则有大量自发流入新疆人员，他们后来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12]这些移民流入西部边疆地区，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为边疆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巩固边疆发挥了积极作用。扶贫移民是国家为了帮助生活在贫瘠或者人类难以生存的土地上的人们改善生活处境，通过政策优惠及实际的土地和资金支持，将人口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国家的扶贫移民政策显然对改进边疆山区尤其是极为贫困的民众的生存处境提供了直接的帮助。但也由此引发了扶贫移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贫困移民的生存技能的提高，也涉及到扶贫移民与迁入地移民之间矛盾的协调。生态移民是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将原来栖居在森林的人口搬迁出来，并通过政策优惠和政府安置等手段保障迁移人口生存发展的人口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生活在相对较为原始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比如鄂温克人。这项政策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生态保护战略的推行，但也由此带来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困境与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然有许多鄂温克人继续生活在森林而不愿搬迁出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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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口的自发性流动迁移主要发生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和山地从事游耕的少数民族身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内蒙古的草原及西南边疆的森林都在遭受破坏。内蒙古草原的草场正呈现出不断消减的趋势，游牧民族的人口流动迁移的空间正在压缩，这不仅关乎这些持续从事游牧的民族的长远生计，也会引发游牧民族对现代化发展的抗拒，从而为草原社会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在西南边疆的苗族、瑶族、彝族等山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刀耕火种”式的游耕生产方式，虽然“包产到户”后大部分民族都走上了定耕农业发展之路，但还有很多民族还没有完全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在四川攀枝花的彝族自发移民、云南红河苗族的自发移民及怒江的傈僳族自发移民都还有很大规模，这些群体的存在不仅会引发森林资源保护问题，也会带来其权益保障、与迁入地土地资源竞争等问题，都对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挑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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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人口的跨国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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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处边远又与他国相邻，地域上的接壤便利了人口的流动。在我国广大边疆地区，尤其是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且形式多样，影响巨大。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沿边开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边疆地区人口跨国流动也会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机遇，也会给我国的边疆治理带来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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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人口的跨国界流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商贸型的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为了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而发生，在边境的口岸及边民互市活动较为频繁；第二类是旅游型的人口流动。随着边境开放程度的不断拓展，游览观光的人群不断增多，跨国旅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旅游型人口流动也会更为频繁；第三类是劳务型人口流动。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周边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劳务输出输入也日益活跃起来，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些劳务型的人口流动有的是以劳务输出形式而进行的合法有序流动，具体又分为由地方政府或各类经贸、工程公司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招募和派遣，出境实施各种经济、对外援建合作项目等不同类型，有的是为打工挣钱而非法越境即偷渡出入境的跨国流动，有的则是合法出入境而非法滞留。最常见的方式以边境旅游、边境贸易等为由，持有效证件经各口岸进入对方境内后，便流散城乡滞留下来以务工为生；第四类是探亲访友类跨国人口流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邻国山水相依，自古便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联系，尤其是世代生息在边境沿线两侧跨境而居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亲如手足，因而属探亲访友类的跨国人口流动，在出入境人员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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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商贸、旅游、劳务、探亲访友等四大类型外，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还有境外人员越界入境避乱（即难民）、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务往来，以及第三国人员的跨界出入境等多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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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口的跨国流动由此而引发了跨国流动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滞留我国边疆的外籍流动人口，主要是外籍的商贸、劳务人员；二是“三非人员”，即非法入境、非法谋职（就业）和非法留居的各类外籍人员。这不仅使边疆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也对边疆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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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外籍人员的流入加强了边民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对邻国之间互通有无、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国家人口的纷纷涌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外国宗教势力会借机渗透，毒品也会流入边境甚至卖到内地，极端民族主义也可能蔓延边疆社会。同时，由于边境形势复杂，边疆省级政府外事权力受限，难民问题、“三非人员”管理问题都困扰着边疆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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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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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多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边疆社会的重合，使边疆政治不能不涉及有关民族问题。边疆人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中一个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促进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相适应是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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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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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各阶级、各民族、各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生活活动特征的总和。它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状况的一种综合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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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不同的地理环境、多种自然条件，各少数民族在资源利用上呈现出不同的取向，不同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因而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在解放前呈现出多样性，有农耕、农牧、游牧、狩猎等社会经济形态，一部分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大部分处于封建农奴社会，有的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与此相适应，各少数民族也大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根据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历史及其现状，他们的生活方式大致可分为游猎、渔业、游牧、农耕等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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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猎是我国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山林中的鄂伦春、鄂温克民族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人们的一系列日常活动都与狩猎有关且围绕狩猎进行。衣服、鞋袜，是用野兽的毛皮做成的，吃的虽有从外面买进的粮食，但兽肉占很大的比重。住所是用桦树皮临时搭起的“仙人柱”、“撮罗子”，马匹、驯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鄂伦春、鄂温克人的精神生活里，对山脉、熊等有一种崇拜心理，除迷信自然宗教以外，还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桦树皮文化是他们物质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许多狩猎用的生产工具和日用生活品都是用桦树皮加工制成的。解放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狩猎在他们的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有了根本的改变，脱离了以前追逐野兽的迁徙不定的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开始实现了定居并主要从事护林和饲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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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民族包括黑龙江省的赫哲族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京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两个少数民族。赫哲族主要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岸边，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境内的小岛上。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渔业是日常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是用渔业收入换取的，江河、海洋是他们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赫哲族的鱼皮衣服和鱼皮制品极有特色，过去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衣物和日用品，现在则成为主要的出口换汇产品之一。京族制作鱼汁的技艺也非常精湛。此外，他们的一些迷信观念和宗教活动也都与渔业、江河和海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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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我国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裕固、塔吉克、藏和部分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约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和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些民族的生活仰赖于放养牲畜和生产畜产品，肉、奶等是他们的主要食品，马背、羊群、草原、牧场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依托。他们的牧业生产方式以定点游牧为主，牧场一般有春、夏、秋、冬之分，根据气候的不同和四季变换定期转移放牧场地。因此，他们的生活就带有一定的游牧性质。往往是一个家庭分两地居住，妇女、孩子住在定居点，男子放牧在另一地。只有在春、夏两季的牧场上全家人才能生活在一起，冬天家属们还要为住在冬场上的人送衣服、粮食等。宗教在这些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等笃信喇嘛教和伊斯兰教，他们居住的地区是我国宗教活动的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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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我国西南、中东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这些民族除了一部分解放前以刀耕火种原始农业为主的一些民族外，一般与汉族农民的生活方式差别不是很大。这些民族是：壮、侗、傣、瑶、回、土家、彝、布依、苗、水、基诺、布朗、佤、拉祜、仫佬、白、纳西等。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农产品和日用品。男女分工比较明确，带有农业民族生活方式的共同特征。但少数民族的农业生活方式与汉族相比，具有更大的封建性、保守性和排外性，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汉族地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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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部边疆人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由贫困的生活方式向富裕的生活方式转型，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开放、科学的生活方式转型。但由于边疆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大多带有浓重的自然经济生活、高原经济生活、草原经济生活、山地经济生活的特点，其变革和发展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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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生活方式的变迁由于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极不平衡，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层次递进式的，也有跨越式的。那些居住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长期在封闭的生活圈子中从事传统生产且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少数民族村寨，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较小，生产方式的变革较为缓慢，传统的生活方式仍保留得较为完整，贫困性、简单性、封闭性的特征就较为明显，一些陈规陋习仍未彻底革除。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一些边远乡屯的村民，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种田不施肥、不除草，一亩地才收100多斤玉米，有的农户住的是茅草房，生活仍然比较贫困。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多在喝酒、串门、聊天等活动中消磨，文化生活较为单一、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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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都是这个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那些边远险恶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来，这与它们某些独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有许多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消极落后的因素，但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现代化发展并不矛盾的成分和优良的传统，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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