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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匮乏，而且诸如钢铁、建筑、能源等支撑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国力民生的工业也处于落后甚至空白的状况。对于边疆而言，屯垦移民和军队转业安置进行的开发建设，主要集中于对土地、山林的开发，对荒漠、雪原的改造，属于传统农业开发与建设的范畴。虽然这些第一产业的开发与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于边疆乃至全国而言，在20世纪中叶，没有工业和第二产业的支撑，国家的发展仍然停留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进行了五年计划的建设规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安排部署了许多大型的工业建设项目，并特地将不少建设的项目放置于边疆地区开展，促进了边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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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署边疆的能源开发与建设项目。从我国的东北到西北边疆，拥有广袤的荒漠、丘陵、山地和平原，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但是，建国初期，这些宝贵的资源仍然沉睡地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在西北边疆安排部署了当时苏联援建的一系列工业重点项目。对于甘肃而言，16项重点建设的项目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冶炼为主，例如当时建于兰州的甘肃炼油厂，被称为“共和国石油长子”，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炼油企业。[20]从1955年开始，国家对包括东北边疆的大庆地区在内的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1958年春，松辽盆地石油勘探工作全面展开，到了1959年下半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庆油田诞生，边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对边疆石油资源的开采与冶炼，使边疆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改变了边疆落后的发展面貌，也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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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安排钢铁工业、金属冶炼工业的开发与建设项目。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的工业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国家于1950年代初开始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同时也采取适当照顾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策略。从开发的时间阶段上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民族地区兴办了一系列中到大型的工业基地，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比较有限。而比较突出的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提出了“必须继续进行华中和内蒙古两地区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设，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并且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21]。在国家特殊的工业发展政策的扶持之下，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工业状况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例如西南边疆的云南、贵州和南部边疆的广西，许多交通不便、生产落后、生活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从建国初期的无到1957年的有，可以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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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边疆开发的“三线建设”项目。所谓“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党和国家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从地域上看，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边疆经济不发达地区。从建设的内容上看，这一项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集中一部分大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的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组成建设者团队，开赴国家的战略大后方——包含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三线战略大后方的集中建设。从建设的规模看，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本在我国大型城市中的工厂与技术人才进入了西部山区开展建设。虽然“三线建设”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为了巩固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应对当时严峻的战略形势，在西部建设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但是，“三线建设”为边疆地区注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技术和人才，有力地促进了西北部、西部边疆地区的工业发展，也极大地改善了边疆地区的民生，改变了边疆地区落后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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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行特殊的经济贸易开发与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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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边疆进行农业、工业的开发与建设之外，最重要的开发与建设方式就是要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搞活边疆的贸易，发展边疆的第三产业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就一直重视边疆的经济贸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多次召开边贸会议，安排部署特殊的边疆产业开发、经济贸易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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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兴建边疆地区民族产业。为能够加强边疆的物资生产，搞活边疆经贸，使边疆与内地的物资交换和经济往来得到发展，1951年8月17日—8月31日，中央贸易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从地域上看，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北起东北边疆，南至海南岛，西至西北的新疆，东至沿海的各民族代表，从职业上看，有行政机关、农会会员、私营商业等方面的代表，其中，参会的贸易工作干部等共149人，而主要来自不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贸易干部有42人。这次会议研究决定了重点扶持与发展边疆民族贸易的方针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边疆偏远地区民族贸易的工作任务。首先，举办民族特需品洽谈会。从1951年下旬开始，为了能够帮助边疆地区搞活贸易，改变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国家在边疆地区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活动。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一些特殊的生活、生产用品，这些用品不是一般商品供需可以满足的，因此，国家为他们举办民族特需品供需洽谈会，以特殊的方式来，满足边疆地区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其次，帮助边疆地区解决滞销和稀缺商品的平衡问题。一方面，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贸易产品存在滞销问题，国家通过多渠道帮助边疆的各族人民的贸易产品开辟市场，解决滞销问题；另一方面，又调拨内地生产生活必需品支援边疆多民族地区，解决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例如以较低价格供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等。国家的边疆贸易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活跃，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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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边疆的经济贸易照顾政策。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国家多次召开关于边疆地区，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贸易发展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多各部门详细讨论了如何恢复边疆民族地区的各项贸易优惠照顾政策，如何恢复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被停滞的各种贸易等问题。196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民委党组“关于第五次民族贸易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23]。此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贸易照顾与市场开发的政策：首先，帮助边疆地区发展贸易。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对边疆地区农牧土特产品的收购力度，帮助边疆农牧区生产和经营农牧产品，促进边疆农牧区贸易发展；其次，加强边疆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机构建设。国家在这一时期着力加强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问题，同时也在边疆多个民族地方成立了民族贸易机构，解决了贸易机构的人员配备问题等。最后，推行对边疆地区的经贸照顾政策。国家加大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同时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贸易企业在资金、利润、价格补贴等方面，也予以了一系列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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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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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流价值观的推行、教育制度的完善，是保持边疆地区的居民，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居民对国家高度认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党和国家在边疆地区，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来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帮助边疆发展教育、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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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护、弘扬边疆民族文化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政策来保护、弘扬边疆民族文化，主要针对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世居边疆地区、受到内地文化影响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例如，保护和合理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尤其是积极保护和抢救在建国前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派出文化工作者搜集、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文字资料；大力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派出民族工作队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主流文化宣传并同时发掘少数民族文化；国家还注重保护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培养民族地区的文化干部，以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此外，国家还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一些民间艺人到中央参加国庆观礼、民族大联欢和民族文化交流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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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力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区，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教育比较落后，基础教育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更不用说有培养高等人才的大专院校。为了能够尽快恢复边疆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能够为边疆社会经济服务的人才。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方面，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指出从中央到有关省、县，应依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高等院校、大专院校和各类少数民族培训班的设立方面，1950年底，国家作出了要在中央和各个地方层面设立各种类型的民族院校的决定，在北京设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边疆、西南边疆、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先后在边疆省份设立了民族干部学校，各有关专员区或县级依据实际需要和主观力量设立临时性质的民族干部训练班。此外，有关各级人民政府有计划地逐步整理或设立少数民族的中、小学，整理少数民族的高等院校。[25]在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面，国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照顾政策，例如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师资队伍、使用边疆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和文字教学、对边疆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公费优待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升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为边疆的发展提供人才和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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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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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划时代历史时期的开端，中国在1976年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心亟待重新审视与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节点上，高瞻远瞩，确立了今后中国的发展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党和国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整个国家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也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如何开发与建设边疆的问题上，国家部署了“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等重大的发展战略，以国家给予优惠的扶持政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科技资源的方式全面推动和促进边疆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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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边富民”行动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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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边富民”行动是1999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倡议发起的一项边境建设工程，实施范围是我国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个边境团场。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时，党和国家加大了对边疆地区开发与建设的力度。“兴边富民”行动的宗旨是振兴边境、富裕边民。主要的方式是在中央政府的帮扶之下，提升边疆地区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的组织领导能力，在人力、物力、财政等方面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政策上对广大边民倾斜、帮扶，从而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边民生活安居乐业、经济富裕的目标。此外，“兴边富民”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边疆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边民的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和周边的邻国搞好关系，共同发展，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这是一项边疆开发与建设的重大国家战略，从党和国家部署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边疆许多地区的居民逐渐实现脱贫，并进一步向小康社会迈进，边疆的现代化程度不断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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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边富民”行动的背景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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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我国的边疆地区而言，这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与内地相比，虽然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但是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与内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之势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突飞猛进，利用良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依托优良的区位优势，发展的水平和程度远远超越了边疆。因此，边疆，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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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兴边富民”行动显得尤为重要，“兴边”的目的是紧紧围绕着边疆的发展与建设问题，把边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在实现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达到“富民”的目标。“兴边”“富民”就是要振兴边境、富裕边民。“兴边富民”行动不仅仅是边疆的自我发展和独立发展，是在党和国家的全面领导和部署之下，充分动员边疆地区的政府、社会力量共同而广泛参与的开发与建设活动，是一个在党和国家的扶持之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系统工程。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加大帮扶力度，使之能够对资源进行更加有效的开发，与相邻国家的经济社会往来更加密切，同时也促进边疆地区逐步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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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边富民”行动的主要任务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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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边富民”行动，针对边疆而制定，也必须充分考虑到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实际情况，按照边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基本要求来确定主要的建设任务。从“兴边富民”行动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建设要求来看，党和国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边疆进行建设的，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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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了边疆和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后劲不足，是制约边境地区发展的一大“瓶颈”。从2000年到2010年“兴边富民”行动开展的十年间，为了能够尽快改善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的局面，国家在边境地区部署了一大批的交通、通讯、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夯实边疆发展的基础。以交通建设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国家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个边境省、自治区加大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力度，交通建设投资额平均增长了五倍，修建的道路交通里程也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突破。[26]在云南边境地区，自2000年开始，国家民委在云南省25个边境县投入数亿元的建设资金，对边境的20多个边境自然村进行了水力、电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边境几百万各族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云南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提升。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在“兴边富民”行动政策指导下，广西于2000年、2008年、2009年先后在千里边境线上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国家投入大额资金，帮助广西改善基础设施建设。[27]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乡村公路的“畅通工程”与“通达工程”、农村安全饮水、游牧民定居、抗震安居、易地扶贫搬迁、广播电视村村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等一系列惠农工程，边境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随着“兴边富民”行动向纵深推进，国家继续加大对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从交通到通讯，从水利到电力，从电视到互联网，边疆和边境地区的资源得到了开发与利用，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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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高了边疆和边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国的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9个陆地边境省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锡金、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15个国家接壤，长达22000公里的陆地边境地区分布着136个县（旗），1998年末总人口2100万。[28]党和国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力度，优先在边境地区安排项目。从2000年起，中央财政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安排了“兴边富民”补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吸引带动大量其他各类资金投向边境地区，兴建了一大批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特殊困难的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生态建设、文化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从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国家还持续性地推进边境地区贫困村的整村推进，重点扶持当地一批与农户联系密切的龙头企业，按照边疆地区的资源特点和地缘特征，帮助边疆特别是边境乡村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带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贫困边民的增收致富。经过十多年的开发与建设，边疆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边疆的面貌得到较大的改善，与内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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