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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农耕文明对土地开发和围绕着农业进行建设的方略，在历代起到了良好的治边效果，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言，长期的游牧生活居无定所，对粮食、布帛、农业副产品的需求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央王朝的屯田戍边，在客观上弥合了游牧民族的需求，因此推广实施非常迅速；对南方蛮夷而言，有重要王朝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能够较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对改善当地民生效果显著，因此也受到当地土官和百姓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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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边疆交通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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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王朝时期，交通不便，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央政权的权威，成为了中央治边策略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能够传递中央王朝的各种治边政令，需要加强边疆地区交通的建设，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拓建边疆道路，以此维系中央对边疆的统治。从秦汉到唐代，历朝把修建道路的重点之一置于南方边疆，例如当时连接川滇的灵关道和五尺道，是中央在两地修建的唯一交通命脉。元朝则开辟了由今昆明经贵阳到达湖广两地的驿道，此道成为了西南边疆联系中原的通道；自元朝始，还在边疆推行设置驿站的制度，保障交通通道的通畅，加强对交通通道的管理。例如，当时的云南行省设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据考证尚不止此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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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历代王朝对边疆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大大便利了边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对于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起到了良好的巩固边防、拓展中原王朝对外联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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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内地与边疆的互市与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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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中原王朝与边疆的互动与联系，历代王朝实行了互市的开发制度。所谓互市，“指历代王朝组织内地商人携带瓷器、茶叶等商品，在朝廷指定的地点，按照规定的方式，在相关机构的管理下，在边陲及以远地区的蛮夷换取珍稀土产及马匹的商业活动”[10]。互市始自西汉，东汉时规模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形成了重要的制度。到了唐朝，以开元年间为最甚，中央王朝拟定条令、载其条目，不仅有效促进了边疆的发展，还把互市发展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对后唐和宋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宋朝，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各以本地土产经边疆地域进入中原，与中原王朝交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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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互市主要以边疆各地乃至邻国的乡土特产的交易互换为主；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的互市，则主要集中于以茶易马、茶马互市的方面，今天我国边疆省份的许多茶马古道即开辟于此时。以明朝为例，茶马互市主要集中于北部边疆，无论是官茶还是商茶，都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同时，中央王朝也制定了十分严密的管理制度，如同对官盐的管理一样，“输课略如盐制”[12]。到了清代，生产的茶叶主要用于与西藏藏民的互市，为此，中央王朝在陕西设立了五处巡视茶马御史；在四川设立了盐茶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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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时代，把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产进行交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开发边疆的手段，通过互市，能够将中原文明带到边远的疆域，不仅能够有效高效提升边疆的生产、生活水平，还能够强化边疆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中国历代王朝的互市，主要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由中央王朝掌控的互市制度，加强对边疆夷狄的羁縻和控制，而通过互市，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有效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道路交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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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对边疆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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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济领域的交流之外，为了能够较好地强化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历代王朝采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开发策略——教化。所谓教化，又称“德化”或“文德”，指封建统治者通过发展封建教育、推行移风易俗等措施，提高教化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改变社会基层尤其是边疆诸族的观念和习尚，使之逐渐与内地合流，强化中央王权对教化地区的统治。[14]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其文德教育的推行和强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5]。从教化的手段来看，主要是在边疆推行教育制度、开办学校；积极传播中原的生活习俗与风尚；变通和流易边疆诸族的风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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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历代王朝很重视在边疆兴办教育，汉代始，中央王朝鼓励边疆地区兴办教育，此时即有对边疆官吏热心办学的记载，“始兴起学校”，达到了“渐迁其俗”的效果。[16]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央王朝的教化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制度，边疆夷族子弟可以通过考科举的形式进入国家的官吏系统，而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就是中原王朝文化的集中；在边疆地区，为了配合科举制度的推行，大力兴办府州县学，以集中办学，开展教育的形式积极推动教化。其次，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积极推行中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对蛮夷诸族的观念和风俗逐渐进行渗透和改变，特别是对夷狄首领进行系列的文化改造，逐渐使其受到熏陶而融入中原文化，最终达到了对边疆文化开发和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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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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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第一次以一个统一、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国家形态和新的国家制度，为边疆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区别于王朝国家时期和短暂的民国时期，新中国的边疆开发与建设，有了全新的制度和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面临着新的环境和任务，有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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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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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这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也不尽相同。例如，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而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到1966年之前，是党和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依据这样的时间节点来划分，在不同阶段里，新中国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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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开发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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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边疆问题十分突出，边疆开发与建设的程度很低，许多边疆的土地尚未开发，资源甚至从未被发掘与利用，边疆的交通落后、民生凋敝，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内地。此时边疆开发的主要任务是要尽快改善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落后状况，特别要把边疆许多不毛之地改造为能够居住人口、发展生产的区域。从总体上看，经过战争的洗礼，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面临的建设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而和内地相比，边疆的广袤土地基本上处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状况，因此开发与建设显得更加艰难险阻。开发的基本条件非常艰苦，既有崇山峻岭、密林深箐，也有戈壁草原、沙漠荒丘，不但交通阻隔、信息闭塞，而且干旱寒苦、气候恶劣。这些状况给新的国家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此时，边疆开发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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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疆的人民民主改革尚未完成，边防不稳。1949年10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是边疆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改造和建设尚未完成，保障边疆的安宁和稳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任务。如何尽快对边疆进行民主改革，使边疆成为政权巩固、民生安定、边防安稳的区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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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非常明显，资源大多处于未开发状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边疆的地域非常广袤，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草原、滩涂等仍然处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状态。这不仅使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十分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建设，边疆的资源不能为国家的建设进行有效的供给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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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边疆的人口非常稀少，不利于国家安全与整体发展。尽管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大量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内地的核心区域，环顾中国边疆区域，广袤的边疆地区生息繁衍着人口数量较少的各个少数民族，这对国家的整体安全和整体发展非常不利。如何尽快对边疆地区展开各项开发建设工作，使边疆的生产有所发展，促进边疆的人口增长与稳定，成为了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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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边疆开发与建设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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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各个行业和领域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时期。此时，边疆的面貌有了一定的改善，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开始通过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的方式进行。此时，边疆开发面临的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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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内地相比，边疆的发展程度仍然十分落后。经过数年时间，内地的经济逐渐恢复，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一穷二白的状况得以改善，许多内地城市的发展十分迅速。然而，虽然边疆的民生有所恢复，一些在建国初期尝试使用的开垦举措取得了成效，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仍然十分落后，条件仍然十分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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