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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外宗教组织的渗透活动不断加剧，宗教安全问题日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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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宗教组织一直企图对我国边疆进行渗透和破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西方民主制度的日渐贬值，致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遏制中国的发展作为新的全球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及和平演变活动，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宗教在内的国际交往日渐增多，境外敌对宗教组织也利用我国开放的形势特点，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包括窃取我国各方面的情报，甚至支持宗教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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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所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并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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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渗透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边疆地区一直是境外势力重点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在边疆不同地区宗教渗透的程度及表现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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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西北、东北等地区的宗教渗透从总体形势上要显得更加严峻。在西北、东北等地区，境外势力往往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借口，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一些邪教传入我国，在我国境内发展教徒，并教唆教徒作出一些极端的行为，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此外，还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政治分裂活动。包括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蓄意歪曲经文教义，煽动宗教狂热，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论等等。以新疆为例，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采取各种形式的渗透，向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重建真正的伊斯兰秩序，要彻底摆脱‘蒙昧状态’，就要完全排除诸如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爱国主义等非伊斯兰的东西，建立由伊斯兰精神领袖统治的、严格实行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家’；‘伊扎布特’把对‘阿拉木’（非伊斯兰教法的）放大到对政府认可的一切都要抵制；纠集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泛突厥主义则梦想建立一个由亚德里亚海滨到中国的‘大突厥国’，将所谓共同语言、共同历史、共同宗教而联系的‘突厥同胞’统一在一个‘突厥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里”[54]。而这种宗教渗透与此相比，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渗透活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我国西北、东北地区那么突出和尖锐。不容忽视的是，云南等地的周边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也在日益增加，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在缅甸等国家的活动也呈现活跃的趋势。这些都使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安全形势呈现恶化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由于目前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对较高，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以云南瑞丽市为例，瑞丽市隶属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69.8公里的国境线，界碑60多座，渡口20多个；拥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口岸；瑞丽与缅甸木姐市、南坎县山水相连，在境外缅甸政府和缅甸“民地武”组织零星战争不止，影响边境安全和稳定。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下，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间谍情报机关一直企图利用大通道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宗教的特点，并不断改变策略进行窃密策反和变换手法进行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如，受到美国一些势力支持的“印缅爱与行动公谊会”，近年来以缅甸的跨界民族地区为据点，主要以缅甸的木姐、南坎县为阵地，大肆对云南省进行宗教渗透活动，在中缅边境传播基督教并发展教徒，并向中国境内散发经书和刊物。该组织曾在瑞丽市的目脑路建盖了一个建堂，并组建了“中国宗教传播执行委员会”，还拉拢瑞丽边民入教，借机了解我国境内信教人员的情况，以及我国党政军领导干部信教的信息等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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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的宗教渗透日益加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与过去境外宗教渗透相比，新时期以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手段、方式与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并呈现出“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组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56]等特征。具体又表现在：一是以“政教分离”作幌子，使宗教渗透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二是以高科技作手段，使宗教渗透更具广泛性和快捷性；三是以人权保护为由从外部施压，使宗教渗透更具煽动性和欺骗性；四是以华人为骨干向华传教，使宗教渗透更有地方性和适应性；五是以经济一体化、社会多极化作背景，使宗教渗透呈现出多样性和新异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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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的极端恐怖主义倾向在一些区域表现明显，严重威胁边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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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思想和政治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剧。其中，一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的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大搞暴乱和恐怖活动，使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表现比较明显。这在西北、东北等地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在西北地区，境内外少数分裂分子互相勾结，在国际国内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新疆，极端的民族宗教问题已演变为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搞武装暴乱、打砸抢烧严重暴力恐怖活动；在西南地区，达赖集团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内外大搞西藏独立；东北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也强势抬头，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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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宗教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暴力犯罪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而且宗教问题还常常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棘手复杂，带来的危害性与破坏性也更大。尤其是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境外分裂势力的组织策划下，以宗教为掩护，挑拨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企图颠覆我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常常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反动的工具。不仅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利用宗教制造动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法非集会或者游行示威；也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常常利用宗教为掩护，传播反动理论，培养分裂分子，并以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极端的政治表达。例如，震惊中外的2008年“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以及2014年云南昆明的“301暴恐事件”，这些都是宗教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的重要表现，也都充分警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极为凸显的民族宗教问题和边疆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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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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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日渐突出，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而且，民族问题又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客观上又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民族宗教问题不仅对各民族自身、包括对边疆的政治稳定以及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都产生了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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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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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众多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而且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国家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此外跨界民族问题也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宗教安全问题也比较严峻，且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身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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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主要指“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在政策层面，“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就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在政治过程层面，表现为人们政治效能感、能力感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度增加；在政治体系层面，意味着传统型和魅力型权威的削弱，以及建立在政府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增强。[58]然而，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过于旺盛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或族际冲突问题。而在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说到底无非也是宗教意识通过信徒的行为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因而，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都离不开对人们意识、态度的影响，产生一种“传统固化功能”[59]。其中，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也产生相应的负功能——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60]。这一点在全民信教的民族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宗教因素对于民族群体保持和传承传统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乃至生计方式都起到一种固化作用。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民族自身更容易保持对本民族内部传统权威的认同，更容易形成地域型政治文化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形成。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将对各民族本身政治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产生制约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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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的影响。所谓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政治生活朝着统一整体性的方向演变的过程”[61]。政治一体化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权架构既是增强国家权力渗透性，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面对民族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因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往往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区别。然而，为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需要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中来。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形态下，族际政治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诉诸国家权力来协调族际利益关系，因而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成为谋求本族体利益的政治前提，各个民族也只能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屋顶下，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但是民族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以及宗教矛盾的客观存在，则极大地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也制约了各民族本身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其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的制度化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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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每一种民族政治形态中，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程度。”[62]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民主政治首先需要倡导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而这在传统的民族政治体系中是无法自主生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来分析，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其本身的政治体系不完备，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难以专业化，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而政治民主由于缺少制度载体也就难以建立。因此，边疆地区各民族在政治民主化的取向方面都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其参与的形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利益诉求、实现自身权利或民族权利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然而，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日益增多，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境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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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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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种类繁多、宗教信仰多样化，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普遍存在，此外，由宗教自身、宗教与宗教之间发生的矛盾而引起的宗教纷争也时有发生，另外，由一些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所进行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或暴力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威胁着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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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宗教教义，都会对民族成员产生较强的凝聚和约束作用，进而能够成为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及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更容易受到境外势力及其宗教组织的渗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一旦民族群体或信教群众的感情被极端思想激发出来，往往很容易走向狂热，甚至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进而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产生极大威胁和冲击。“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从而酿成政治不稳定。”[63]特别是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多民族国家，人们的利益诉求、文化诉求以及政治诉求日益旺盛，当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被各种“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之时[64]，这种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为载体的非法政治参与，就会超越现有制度的承载能力，进而产生亨廷顿所说的“政治动乱”[65]。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宗教神学、教义体系和民族主义，以及由二者交织产生的宗教民族主义，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威胁到政治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言：“‘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界定自己。”[66]宗教和民族都可以凭借强大的感召力，凝聚起大规模的稳定群体，并能够形成行为一致的集体活动，这在边疆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不同民族、教派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将会为社会和谐设置障碍，同时也激化了以族际冲突、宗教冲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宗教因素还是民族因素都有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而危及到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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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拥有维持其生存、稳定和发展所需的与免遭内外严重安全威胁的处境”[67]。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还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二者演变、交织而衍生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即“三股势力”之时，这种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从当前国内外情形来看，这两个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通过暴力恐怖事件、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等三种途径实现。第一，自“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行为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以民族或宗教名义发动的暴力袭击平民的惨剧，屡屡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上演。在我国，从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到2014年昆明“301”暴恐事件已经向世人提出警告，由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已经逐渐超出了边疆地区，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向全世界蔓延，并逐渐催生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族分裂问题，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因素又对民族问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一种“好战的动员形式”与作为煽动族裔狂热的“额外论据”。[68]将民族主义同宗教情感结合起来，为分裂分子瓦解现行国家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依据。第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障“少数人权利”等理论思潮联系起来，被贴上“集体人权”的标签。而这样的现实情况，则授予了鼓吹人权理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的一些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由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会对国家主权、政治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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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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