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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周平：《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分析》，载《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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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丁建伟：《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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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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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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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徐以骅等：《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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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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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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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张金平：《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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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郑宇、曾静：《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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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何明：《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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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徐浩淼、邢明钢：《作好民族宗教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载《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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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历史反观与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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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七章 边疆的社会组织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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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概念上有多个相近的词，与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多个概念相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1]。边疆的社会组织是在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显并受到重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社会的民主改革及其现代化过程催生了大量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来了边疆地区社会环境和政治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对边疆的社会组织必须要本着积极发挥其作用和加强管理的双重思路，实现有效管理，才能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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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社会发育与社会组织生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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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是在边疆社会的发育以及边疆社会相对特殊的经济、文化环境之下而生成和发展的。边疆社会的发育及其相对特殊的社会环境不仅使社会组织的功能得到了凸显，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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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改造为社会组织的生成和演变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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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前，边疆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经济上大多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实行封建农奴制甚至还有原始公社制。与经济结构相适应，政治结构也有多种，例如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制制度、西南边疆地区的长老制度、土司制度、头人制度和山官制度等。从治理角度来看，这时候的边疆社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民间特征，许多类似的地方组织也可以纳入社会组织的范畴。除此以外，解放前在内地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种行会、会馆、慈善组织、会党和秘密结社组织在边疆社会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有大量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马帮商团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民国期间还有专门的骡马运输同业公会作为马帮行会组织，其首领称“马柜主席”。不过，这些社会组织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相比具有更多传统色彩，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从与国家（政府）、市场（企业）相对的第三部门这个语境来定位的。边疆地区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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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体系，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边疆地区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制度。另外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宗教信仰政策和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走向繁荣等一系列政策，进行民族识别、认定民族成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策废除了边疆地区的民族压迫制度，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平等、民主、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中国成以后，党中央经过慎重决策，决定在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民族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自治机关可行使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拥有管理本地方财政和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权力。还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有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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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社会改造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育，为边疆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育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为边疆社会组织创造了民主的政治土壤。人民民主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建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推翻了封建专制和压迫，使从未享有过政治权利的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为边疆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这一过程使边疆地区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从根本上使边疆地区有了现代民主的基石。而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展，本身与民主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可以说，民主政治环境是现代社会组织生成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社会环境因素。二是为边疆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环境。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和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它反映了社会治道变革的需求。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领域，它代表了一种与国家强制力量相对的民间力量，体现了自治性和志愿性。而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是伴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共治理危机、政府变革等方面而出现的，是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一种回应。“公共治理的核心是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强调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权威；而非政府组织正是公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非政府的公共权威的主要组成部分。”[2]新中国对边疆社会的改造，为边疆社会创造了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环境，也为边疆社会后来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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