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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组织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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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按照组织的构成分为会员制社会组织与非会员制社会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分为公益组织与互益组织，按照活动形式分为资助组织、项目组织或服务组织，也可以按照我国民政部门的官方界定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不过，在边疆地区，按照活动领域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依据这个标准，活跃在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突出体现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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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环保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就是那些致力于环境、生态与资源保护的组织。具体来说，这类组织关注的环境领域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二是资源保护，三是动物保护，四是污染治理以及对污染受害者的救助。从活动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普及教育宣传以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环保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及开发、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项目研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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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生态环境，边疆地区吸引了大批环保组织，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还有当地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的环境保护项目类型多样，几乎涵盖了环保组织的各种项目，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为保护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项目甚至过了多年还被业内人士作为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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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环保组织，他们在边疆地区开展了业内十分惊叹的几个环境保护项目，堪称经典。一个是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1995年秋，云南德钦县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这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然之友”闻讯后，通过“自然之友”新闻界的会员，在报纸上报道传播了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事实。然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制止了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国家为此给予了当地大笔财政补偿。后来又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迫使当地政府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禁止了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10]另一个经典事件就是呼吁拯救藏羚羊。藏羚羊主要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和新疆。20世纪90年代，由于西方市场中对藏羚羊毛皮制品“沙图什”的消费导致了藏羚羊被猎杀，种群迅速减少的问题，“自然之友”通过呼吁和资金为当地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提供支持，同时又向西方国家领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信呼吁，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等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行动，国家林业局参考了“自然之友”的建议，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盗猎藏羚羊“可可西里一号行动”，英国国内也采取了配合中国禁止藏羚羊绒贸易的措施，从而使藏羚羊种群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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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大学生绿色营”则是在环保知识和观念的倡导、宣传和教育方面比较突出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以自然教育为重点发展方向，搭建一个“参与、分享、成长”的开放式学习型平台，鼓励青年人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学习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方法，体验各种生态游戏，学习与自然互动，提高当代青年认识自然、观察自然的能力，培养年轻人能思善学、吃苦耐劳、民主包容、热爱自然的优秀品质，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萌生对于自然生命的热爱和欣赏，从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这一组织的很多项目也都是在边疆地区开展，例如1997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西藏东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对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状况进行了考察，并深入调查了当地原始林的生长及保护情况；1999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新疆北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关注新疆北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现状，澄清了当地借“生态旅游”名义破坏生态环境的事实，积极与当地政府接触，并寻求生态旅游的真正含义以及自然保护与生态旅游的最佳结合点；2001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云南思茅地区，协助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做一些环境教育工作，关注亚洲象保护与社区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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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扶贫和社区发展组织。扶助贫困、帮助社区发展也是边疆地区社会组织最为普遍的活动之一。这些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的活动不仅包括资金援助、物品捐助，还包括实施小额信贷、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由于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相对内地滞后，而且还有很多地方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作物产量低，导致偏远、落后地区的一些居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大量社会组织参与到边疆地区的扶贫和社区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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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边疆地区，扶贫和社区发展项目尤其集中。以广西为例，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广西累计引进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国际民间组织等优惠贷款、无偿援助1.78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项目投资折合人民币超过25亿元人民币。项目覆盖了广西25个贫困县、150个贫困乡、900多个贫困村，累计解决1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3]许多境外社会组织长期参与广西的扶贫开发工作，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澳发署、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香港乐施会、国际行动援助、社区伙伴计划、世界宣明会等国际组织、政府双边援助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又如在云南，世界宣明会、人类家园国际机构等通过开展小额信贷扶持计划、无息贷款帮助贫困人群改善住房条件、扶助贫困学生等。1999年，美国新连心国际协会向云南6个地州市的贫困人群提供了价值108万美元的药品；2005年，香港世界宣明会参与了云南省怒江雪灾灾后救助的活动，并向广西遭遇洪灾的灾民捐赠大米、棉被，帮助灾民重建房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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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边疆地区的社区发展普遍滞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社区发展观念滞后。针对这一问题，一些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例如开发和提高妇女的某种传统技艺，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帮助兴建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倡导有利于社区发展的政策等等。还有的组织将边疆地区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相结合，从而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定位就是在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同时，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自2004年成立以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进行了五个以生态保护与社区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项目。主要以梭梭林及草场保护、生态移民农业区的持续发展、额济纳绿洲胡杨林保护为主要工作目标。五个社区持续发展项目分别为：吉兰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查汉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发展项目、腰坝滩生态农业与社区发展项目、希尼呼都格草场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额济纳旗胡杨林文化生态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项目从能力建设、可持续生计、社区综合发展及本土文化传承入手，重点强调社区内部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有效、持续地进行社区资源管理与保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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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化组织。因为边疆地区具有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而近些年来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一些社会组织积极开展了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反思和传承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这些组织通常关注一些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投入人力物力，通过各种措施抢救和保护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将少数民族口传文艺、民族风情风俗、民族工艺等无形的文化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记录下来，整理编撰民族语言文化书籍，存入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库和智力库。除此以外，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少数民族民俗公园、民俗旅游、举办文化节、成立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团等措施也起到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支持；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实现其价值的经济转化；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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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文化组织包括边疆地区成立的各种学会、协会，也包括部分基金会。例如，云南元江哈尼文化学会主要致力于元江哈尼族文化事业发展，开展的工作包括挖掘、整理传统的哈尼文化，印刷出版文集；整理、创作音乐作品和文艺节目；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挖掘民间文化，建立艺人档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把文艺活动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17]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学会一直致力于挖掘、整理达斡尔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遗产。学会每年携手各地的民族文化保护组织展开学术研讨会，学习和交流民族文化保护的经验，为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学会还组织成员深入达斡尔地区的农村山区进行文化的调研和整理，依据调查报告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如学会向旗政府提出的开发敖包山，建立达斡尔历史文化公园的建议已被采纳。又如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是由热爱西藏文化、关心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事业的国内外人士自愿联合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协会开展的工作涉及西藏文化保护、传承、传播和交流等广泛领域，包括对西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及经济社会组织提出有关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的具体建议；在国内外举办西藏文化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全面、真实地介绍西藏的宗教、教育、艺术、民俗、医药、旅游、环境保护等；参加联合国人权会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会议，以及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议、亚太区域会议等；组织藏学家及西藏艺术团出国访问，邀请国外友好人士到西藏考察，广泛联系国外藏胞并提供相关服务等；争取、帮助、组织、推动国内外组织和企业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项目投资、培训人员；依据国家法律在国内外筹集资金，资助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的项目；提供西藏文化咨询服务。[18]基金会主要是通过财力支持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如内蒙古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基金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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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也是边疆地区比较集中的社会组织之一，这与边疆地区相对滞后的医疗卫生事业有关，同时也与边疆地区某些社会问题如艾滋病问题有关。参与艾滋病问题治理的社会组织数量非常多，主要是在西南边疆地区，例如在云南、广西，参与艾滋病问题治理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全球基金/中英、克林顿基金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世界宣明会、艾滋联盟等，还包括国外的各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直接的资金支持、救助艾滋病孤儿、建立感染者同伴教育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知识培训活动等。到2005年，云南省已有100多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对政府防艾工作的有力补充。据初步统计，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在云南累计支持资金约达1.5亿元人民币，教育培训各类人员4万人次，配置了车辆、电脑、实验室检测设备等，并参与制定了12个州、市、县级的防治战略规划，还引进了性健康需求评估、行为监测与干预等多种新技术，输入了新的管理理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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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组织还针对边疆地区的情况开展其他方面的健康项目，例如为贫困地区的群众提供营养健康服务，以提高当地群众的健康状况。世界宣明会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营养补充品，研究可持续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方法，帮助学校耕种营养菜地等。[20]2010年，无国界卫生组织在云南边境地区承担流动医疗和健康教育工作，在中缅边境地区跨边境开展疟疾和常见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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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组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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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项目活动等各方面来看，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具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相似的特征，同时也有一些相对特殊的特征，这从边疆社会组织的数量、分布、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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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组织数量庞大但分布不均衡。社会组织在数量分布方面呈现出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发达地区和边远落后地区两种对立鲜明的地区数量都比较多。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发达地区是社会组织最多的地区，这和这些地区社会多元化以及有利于社会组织机构发展的环境等因素有关，许多社会组织都将自己的常驻机构设在这些地区。边疆地区虽然与这些发达地区相比许多方面都很滞后，但恰恰也是因为这一特征吸引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到边疆地区开展活动。不过，并不是所有边疆省份的社会组织数量都多，社会组织在各边疆省份的分布并不均衡，部分边疆省份的社会组织数量庞大，例如云南就是比较典型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云南省共有注册社会组织15603个，其中社会团体1084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710个，基金会48个，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39个，备案城乡社区社会组织7342个。[21]“在这个偏远的西南边陲省份，有超过200家国际NGO组织和不计其数的中国本土NGO在这里设立机构或开展项目。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位列全国各省区之首。这里是中国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地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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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边疆地区从地理范围来看是一个广阔的区域，陆地边疆大致上可以分为北部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东北边疆等几大区域，各大区域之间以及各区域内部都具有多元的生态环境、民族结构和文化特征，体现出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而社会问题也呈现多样化。因此，可以说边疆地区集中了社会组织所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领域，为社会组织介入社会公益提供了广阔的田野。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多样化的活动领域与边疆社会这种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其社会组织在生成机制、分布类型等方面都有特殊的一面。因为这些社会组织致力于解决边疆地区特有的社会问题，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行业协会组织比较多，这是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而边疆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无论是从横向的地域差别还是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都具有多样性。正因如此，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活动领域也呈现多样化态势。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其活动领域已经广泛涉及扶贫、救灾、教育、人畜饮水、生态保护、艾滋病性病防治、农村社区医疗卫生、禁毒、社区发展等领域。如果从社会组织的受益人群来看，也广泛地涉及了儿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等各种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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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选择项目点时往往并不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更不会以交通是否便利为准，而是以对该项目是否具有典型意义为标准，因而不同项目在选择活动地点时具有不同的倾向。例如扶贫项目和社区发展项目往往选择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牧区等，艾滋病防治项目则主要集中在西南边疆地区，文化组织往往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环保组织的活动范围相对更广泛一些，既有原始森林地带，也有雪域高原、沙漠戈壁地区。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具有地域跨度大、覆盖面广的特征，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在活动范围方面也就体现出了较为广泛的特征。例如在广西，自1997年以来的十年里各种社会组织开展的扶贫项目已经覆盖了25个贫困县、150个贫困乡、900多个贫困村，累计解决1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3]这些社会组织的项目覆盖面已扩大到广西很大的区域。再如云南的艾滋病防治，2010年7月至2013年6月仅全球基金项目就支持了云南14个州市160多个社区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滚动（RCC）项目和艾滋病社区组织项目，投入资金近达2000万元人民币，是资金投入社区组织最多，参与执行社区组织最多，覆盖地区最广的项目。[24]更为突出的一个特征甚至是，越是贫穷、偏远的边疆地区，社会组织的项目越集中。例如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截止到2006年，光是境外社会组织先后就有来自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个组织在各县、乡的山区活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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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呈现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草根NGO并存的格局。在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呈现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当地草根NGO并存的态势。例如在云南的艾滋病防治领域，既有来自境外的克林顿基金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世界宣明会、艾滋联盟、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英国救助儿童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有国内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组织，还有一些本土的草根NGO，例如瑞丽的“红丝带家园”就是一个草根NGO，这是由瑞丽市本地的感染者组成的小组，该小组成立于2004年，是在克林顿基金会、爱之助关怀项目的支持下成立的，下设一个救助站和两个咨询员，由七名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组成。“红丝带家园”的工作目标是对服用抗病毒治疗的病人进行药物依从性教育。他们以家庭随访、面对面交谈等形式进行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教育，建立定期联络交流机制，为已经感染艾滋病而没有达到国家治疗标准的人群提供最新预防与治疗信息，使他们发病时能顺利进入国家免费治疗系统，除此以外，救助站还为生活困难病人免费提供食宿。“红丝带家园”属于艾滋病防治中的感染者自助组织，是在别的机构和资金的支持下成立的由感染者自己组成的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调动感染者的参与积极性及感染者之间的交流形成精神支持环境，使感染者互相分享信息、互相鼓励，为感染者提供一个相互支持的环境。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草根NGO是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这类组织往往是因为本社区面对艾滋病流行，一些居民深刻感受到它给家庭、社区造成的危害，从而自发成立的组织，例如禁毒协会、帮户队、防暴队、女子护村队等。这些组织是社区民众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其成立的动力完全来自于社区内部，是为了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和困扰，满足社区社会控制需求而成立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开展自助自救和群防群治活动，举办戒毒学习班、帮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对戒毒人员进行帮教，还通过自编自演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宣传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鼓励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发展生产。从边疆社会组织的项目来源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多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签订合作协议而进入中国，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通过在香港的机构进入大陆的，而本地的草根NGO除了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那一类以外，大多是由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地开展项目时扶持建立的执行机构或小组，当这些项目结束及境外非政府组织撤走时，那些由他们扶持的本地草根组织就留下来继续开展相关的社会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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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边疆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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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项目活动，对边疆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种社会组织为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边疆社会组织的大量兴起及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也给边疆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边疆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需要辩证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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