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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改造为社会组织的生成和演变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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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前,边疆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经济上大多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实行封建农奴制甚至还有原始公社制。与经济结构相适应,政治结构也有多种,例如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制制度、西南边疆地区的长老制度、土司制度、头人制度和山官制度等。从治理角度来看,这时候的边疆社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民间特征,许多类似的地方组织也可以纳入社会组织的范畴。除此以外,解放前在内地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种行会、会馆、慈善组织、会党和秘密结社组织在边疆社会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有大量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马帮商团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民国期间还有专门的骡马运输同业公会作为马帮行会组织,其首领称“马柜主席”。不过,这些社会组织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相比具有更多传统色彩,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从与国家(政府)、市场(企业)相对的第三部门这个语境来定位的。边疆地区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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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体系,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和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边疆地区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制度。另外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宗教信仰政策和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走向繁荣等一系列政策,进行民族识别、认定民族成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策废除了边疆地区的民族压迫制度,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平等、民主、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中国成以后,党中央经过慎重决策,决定在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民族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自治机关可行使同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拥有管理本地方财政和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权力。还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有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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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社会改造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育,为边疆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育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为边疆社会组织创造了民主的政治土壤。人民民主政权在边疆地区的建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推翻了封建专制和压迫,使从未享有过政治权利的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为边疆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这一过程使边疆地区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从根本上使边疆地区有了现代民主的基石。而社会组织的生成和发展,本身与民主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可以说,民主政治环境是现代社会组织生成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社会环境因素。二是为边疆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环境。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和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它反映了社会治道变革的需求。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领域,它代表了一种与国家强制力量相对的民间力量,体现了自治性和志愿性。而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是伴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共治理危机、政府变革等方面而出现的,是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一种回应。“公共治理的核心是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强调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权威;而非政府组织正是公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非政府的公共权威的主要组成部分。”[2]新中国对边疆社会的改造,为边疆社会创造了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环境,也为边疆社会后来的多元化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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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特殊环境对社会组织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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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相比,边疆地区具有较为特殊的环境,这些特征对社会组织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以至于许多社会组织都选择边疆地区作为自己组织的项目开展地点。例如在云南省境内的社会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曾有社会组织负责人称“云南是NGO的天堂”[3]。在云南开展项目的中—美艾滋病政策项目中国总部主任胡斌认为:“很多NGO项目官员都认为云南是中国NGO组织发展最发达的地方,这样的多元存在与云南的民族、文化、地理、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密切相关。”[4]概括而言,边疆地区对各类社会组织最有吸引力的环境特征表现在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环境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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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环境来看,广阔的边疆地区在气候、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无论是水平方向上的纬度,还是垂直方向上的海拔。边疆地区包含了沙漠、雪原、戈壁、草原、热带亚热带原始丛林等不同地域,气候上包括了寒、温、热三带,既有干旱地区,又有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这使得边疆地区往往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生物多样性特征在边疆地区表现十分突出,同时因为多山、多高原、沙漠集中等,产生了边疆的相对闭塞特征。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重大问题时,如何更好地保护边疆地区多样化的物种和较为原始的生态系统,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维护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都将目光定位在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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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环境而言,由于边疆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天然的重叠性,而民族元素又常常与宗教信仰具有重叠性,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有的甚至是全民信教,而且宗教信仰又不尽相同,这就造就了边疆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环境。中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135个边境县中,有107个是民族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大都生活在边疆地区。55个少数民族中,有30多个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其中有8个民族在境外建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有4个民族在邻国建有以该民族为主体的行政区。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条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特征等都不尽相同。[5]多样化的文化特征展现了边疆地区的多姿多彩,同时也使边疆地区在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样,边疆地区吸引了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要么关注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么将一些其他的项目——扶贫、教育、慈善、社区发展等方面的项目——与民族、宗教等方面结合起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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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结构而言,虽然各大边疆区域相邻的国家不同、各地区走过的发展历程不一,因而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上也有较大差异,但是相对内地而言,其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对滞后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因为这一点在边疆地区开展活动的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有相当一部分出现在科学、教育、卫生等领域;二是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点吸引了一部分社会组织来到边疆地区从事扶贫有关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三是相对特殊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同的边疆地区往往面临不同的社会问题,但相比内地而言,诸如毒品艾滋病问题、跨境人口流动、跨境犯罪、宗教渗透等问题却是与边疆地区存在内在的明显联系。这些特殊社会问题的存在,也给边疆地区的各种社会组织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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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经济发展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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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区大多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状态,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帮助边疆地区兴修水利、建房、修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无偿提供农具、种子、粮食甚至衣物等帮扶措施;发展边境贸易;发展边疆卫生、文化事业等;采取特殊措施,帮助那些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下山出林定居落户,如帮助东北边疆的鄂伦春人、云南金屏县的苦聪人等一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安定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利用沿边、沿海、沿江的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家也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持等各种措施确确实实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辽宁省自2000年以来纳入“兴边富民”行动范围的县(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9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55倍。毗邻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的云南省自2005年开始实施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在推进5个国家“兴边富民”特色优势产业试点县建设的同时,对其他20个边境县开展了省级特色优势产业试点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实施使云南特色产业培育明显加强。“十二五”期间,云南省还计划投入资金809亿元人民币,在边境地区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培育工程、开放窗口工程等“十大工程”。[6]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了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边疆社会组织的发展。究其缘由,是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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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利益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调剂力量。在边疆地区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边疆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转型,社会分化日益突出。这种分化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导致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日益多元化。这一过程打破了边疆地区原来相对单一、同质性的特征。随着边疆地区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管理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再依靠单一的政府行政力量已经很难适应边疆社会管理的需要、应对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这就必然要求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特征使其在社会管理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更接近基层群众的需要,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够更灵活方便地提供服务等特征,因而可以在边疆地区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调剂力量介入边疆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稳定的维护中。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都可以看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形态,对它的培育和完善,不仅有利于边疆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而且可以在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培养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社会元素,从而促进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边疆地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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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竞争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组织的保护。随着边疆社会的改革开放,市场体系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大地增强了边疆地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但是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不加干预的市场竞争必然使社会财富向优势地位的人倾斜,导致富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竞争在边疆地区带来的最突出影响之一就是伴随而生的大量弱势群体。边疆地区的弱势群体具有和全国其他地区相似的构成,主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重大疾病患者、失业群体、贫困人群、下岗职工、受灾人群等等,但是也有特殊的一面,例如贫困人群的构成。在边疆地区,贫困人群突出体现在区域性贫困和少数民族贫困中。区域性贫困往往和边疆地区较差的自然生存环境有关,西南边疆地区地形复杂、多石山、峡谷,青藏高原地面常年积雪,北部边疆则降水稀少、土地贫瘠、沙漠化严重、降水稀少,总体来看,边疆地区是生存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很容易造成区域性的贫困人群。少数民族贫困与边疆地区的区域性贫困往往有重叠交叉的地方,不过少数民族更容易陷入贫困与他们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语言障碍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除了贫困人群以外,遭遇某种重大疾病的人及其相关亲属也容易变成弱势群体,例如西南边疆地区的艾滋感染者与艾滋孤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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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力不够,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是市场本身无力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健全来保护,但社会组织在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方面具有天然的倾向,这与社会组织本身的公益性和志愿性有关。相比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许多社会组织将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作为自己组织的宗旨和目标。除此以外,社会组织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时比政府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容易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个别化需求,提供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帮助。正是因为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催生和吸引了大量境内外致力于扶贫、医疗和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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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环境恶化需要社会组织的介入。随着边疆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在享受了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物质增长好处以外,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水土流失、地面沙漠化、盐碱化、土地退化、森林破坏和工业污染问题。可以从一组相关数据来看:(1)草场退化问题。在草场集中的边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效应,草场退化日趋加剧。据统计,目前西藏退化草地面积已达6.4亿多亩,其中重度中度退化的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7%左右。而且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占全区总面积的92%,生态环境脆弱敏感,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比草场退化更严重的问题则是荒漠化。根据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西藏自治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达2047.41万公顷,列全国第三位,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8.17%。[7](2)荒漠化和土地沙化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放牧、滥开垦、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加上部分边疆地区降水量本来就偏少等综合因素的共同影响,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现象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尤其在北部边疆和西北边疆比较突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沙治沙领导小组近日发布《新疆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新疆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总面积分别为107.12万平方公里和74.67万平方公里,各占新疆国土总面积的64.34%和44.84%。[8](3)自然资源破坏问题。边疆地区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蕴涵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许多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甚至面临枯竭的风险。云南省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云南省是举世闻名的“动植物王国”,位居我国“四大药库”之首,其药材种类多达5050种。1989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占全国种类的63.8%;199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云南占全国种类的58.7%,是我国珍稀濒特动植物分布最多的地区。但由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目前云南的大药树、黑节草、金铁锁、姜状三七等20余种药材因野生资源稀少,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少量提供,已濒临灭绝的边缘。[9](4)干旱问题。从2009年开始,广西和云南都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云南是连续三年干旱,尤其是云南的东北部地区最为严重。2010年,云南粮食受灾面积3148万亩,占已播种面积的85%,绝收超过1000万亩。全省因干旱新增缺粮人口331万,需救助的缺粮人口为714.78万人,小麦受灾面积达3148万亩,占已播种面积的85%。广西78个县(市)发生不同程度干旱,其中特旱5个、重旱16个,分布在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旱灾与森林的砍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水土流失有密切的关系。(5)石漠化问题。中国工程院分析认为,在我国石漠化现象最严重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其规模在25年内还将翻一番,百年之内若不及时治理,将有一半国土面积成为石漠化。石漠化的形成往往经历三个阶段:毁林开荒—水土流失—岩石裸露即石漠化,其中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致石漠化的主要诱因。西南地区石漠化土地如不及时治理,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其规模在25年内还将翻一番。云南是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危害程度最深的省区之一。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7%,每年流失土壤5亿多吨。由于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环境保护类的社会组织将自己的项目定在边疆地区,成为边疆地区社会组织中最为活跃的环境保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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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社会组织的类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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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类型多样,但主要以在某些领域开展活动的组织为主。与内地的社会组织相比,这些组织在项目活动、构成和分布方面都具有比较独特的特征,而这往往与独特的社会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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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组织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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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按照组织的构成分为会员制社会组织与非会员制社会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分为公益组织与互益组织,按照活动形式分为资助组织、项目组织或服务组织,也可以按照我国民政部门的官方界定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不过,在边疆地区,按照活动领域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依据这个标准,活跃在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突出体现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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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环保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就是那些致力于环境、生态与资源保护的组织。具体来说,这类组织关注的环境领域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二是资源保护,三是动物保护,四是污染治理以及对污染受害者的救助。从活动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普及教育宣传以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环保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及开发、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项目研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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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生态环境,边疆地区吸引了大批环保组织,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还有当地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的环境保护项目类型多样,几乎涵盖了环保组织的各种项目,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为保护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项目甚至过了多年还被业内人士作为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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