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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相比内地，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同质性，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而且不同时期，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梳理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与演变特点，对于深刻认识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探索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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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初步形成（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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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相继获得解放。虽然边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国民党部队基本被消灭，但边疆地区遗留的社会问题却十分突出。而且这些社会问题相互缠绕，错综复杂，边疆社会的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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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威胁边疆社会稳定的矛盾和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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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敌我矛盾十分尖锐。解放初期，边疆地区仍然存在多股敌对势力，如国民党残余部队、国民党安置潜伏的特务和土匪组织等。这些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指使下，相互勾结，不断制造危及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严重破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极难巩固。若不尽快彻底肃清敌对势力，边疆地区的各项工作就无法开展，边疆社会的社会稳定也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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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隔阂较深、民族矛盾突出。历史上，各朝代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们对边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采取打击分化政策，有意挑起民族间的冲突和仇恨，以削弱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使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我党进驻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存在强烈的不信任和排斥情绪。部分民族上层统治者甚至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要么裹胁群众逃亡境外，要么煽动少数民族群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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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少数民族内部还存在着阶级矛盾。解放初期，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发展极不平衡，尽管国民党统治已经垮台，但在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对抗程度仍很激烈，一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和领主经济阶段，一部分则处于奴隶制经济阶段。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的地区，广大人民仍然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各少数民族的被压迫群众有强烈的废除剥削制度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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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项主要矛盾之外，解放初期影响边疆政治稳定的因素还包括民族内部的各部落之间、各宗派教派之间、村寨之间、家族之间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较敌我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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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边疆社会的秩序，维护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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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缓和民族矛盾为突破口，重点处理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主要矛盾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解放初期边疆社会的重要矛盾，但在敌我矛盾中掺杂着民族关系的矛盾，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民族隔阂制造社会矛盾。因此，缓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争取群众依靠群众，解决敌我矛盾的基础一环。通过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政治上的彻底解放。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民族间的隔阂开始消融，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逐步形成，也孤立了敌对势力，并使之迅速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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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进民主改革，逐步解决阶级矛盾。解放初期，边疆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消灭剥削制度、消除阶级剥削、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成为边疆地区的重要工作内容。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主要在农村，即废除封建地主、领主和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鉴于边疆地区的复杂形势，边疆地区的民主革命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渐进的改革方式，对少数民族剥削分子，特别是民族上层的政策要更宽松，过程更长。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实质是通过改革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民主改革的推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阶级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由于采用了慎重稳进的正确方针，也成为和平解决阶级矛盾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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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形成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边疆地区通过民主改革，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获得土地。但随着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小农经济形式无法满足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和建设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又容易促成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贫富分化成为边疆地区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因此，在民主改造之后，边疆地区开始慎重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原来社会发展起点不同的各少数民族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边疆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民族矛盾也成为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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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着重大挑战，但通过党和国家的各种措施，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矛盾得到有效的化解和控制，边疆社会形势明显好转，边疆社会的稳定局面也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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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曲折前进（1956—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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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基本被解决，民族矛盾已经有很大缓和，这段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全国一样是各族群众改变贫困落后的愿望和现实的贫穷落后之间的矛盾。同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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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边疆地区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地区也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却面临着新的课题。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摸索前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失误。1958年党内外出现了一股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以此为主要表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这种“左”倾思想泛滥不仅在内地造成严重影响，而且波及到边疆地区，使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影响了边疆社会的稳定。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的特点，照搬内地建设经验，搞“一刀切”，一律与内地一样办起了人民公社。这些做法使边疆地区本来就很脆弱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很多地区刚有起色的农业和工商业出现了停滞。第二，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一些地方刮起了民族融合风，否定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民族工作也偏离了党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部分民族自治地方被撤销；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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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的思想下，边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好，而且更为激化。边疆某些地区，由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或者由于生产停滞，生活困难，从而引起严重饥荒，出现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造成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干群对峙和严重的大批边民外流事件。尤其在民族关系上，一些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性政策被取消，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干部被进行“民主补课”，重新划分阶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部分少数民族社员的私有财产被强行折价入社，并不顾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严重不满，民族矛盾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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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思想对于边疆地区稳定的影响，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60—1965年间，经过调整，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产生民族矛盾的一些因素被克服，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边疆社会稳定形势得以好转。如1962年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对“大跃进”以来的民族工作的失误作了总结。会后，边疆民族地区着手纠正以往工作的失误，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但这一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遗留的问题仍然很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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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严重破坏（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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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部分纠正了“左”的具体做法，但未能从根本上系统地纠正“左”的思想路线，致使“左”的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运动是错误估计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不但没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反而造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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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在60年代前期已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的冲击下又出现了加深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且在某些地方迅速激化，严重地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破坏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一，政治领域的矛盾迅速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一些人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理论，并且以此为根据在边疆民族地区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中“直接过渡”和“和平协商土改”等符合民族地区和民族特点的民主革命，对大批民族干部、民族上层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迫害和打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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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领域的矛盾也在加深。“文革”后，人民公社化运动重新掀起，各地强制各族农牧民加入人民公社，并且把农牧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强行划入人民公社。由于生产模式单一，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经济活力，致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在极“左”路线下，边疆地区社会发育程度和文化经济水平较内地极度落后的特殊性未能受到重视。一系列优惠、照顾政策基本被取消，地方企业在强制性计划指令下，生产资料和产品被无偿平调，这使边疆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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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文化领域大搞横扫“四旧”运动，各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及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被加以批判和禁止。对有宗教信仰的民众，则用强制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动，拆毁寺观、教堂，烧毁经卷及宗教活动用品，遣散、迫害宗教人员。这些做法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众与党和政府严重的对峙局面，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动从此转入地下，朝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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