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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曲折前进（1956—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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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基本被解决，民族矛盾已经有很大缓和，这段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全国一样是各族群众改变贫困落后的愿望和现实的贫穷落后之间的矛盾。同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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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边疆地区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地区也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却面临着新的课题。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摸索前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失误。1958年党内外出现了一股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以此为主要表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这种“左”倾思想泛滥不仅在内地造成严重影响，而且波及到边疆地区，使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影响了边疆社会的稳定。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的特点，照搬内地建设经验，搞“一刀切”，一律与内地一样办起了人民公社。这些做法使边疆地区本来就很脆弱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很多地区刚有起色的农业和工商业出现了停滞。第二，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一些地方刮起了民族融合风，否定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民族工作也偏离了党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部分民族自治地方被撤销；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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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的思想下，边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好，而且更为激化。边疆某些地区，由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或者由于生产停滞，生活困难，从而引起严重饥荒，出现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造成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干群对峙和严重的大批边民外流事件。尤其在民族关系上，一些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性政策被取消，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干部被进行“民主补课”，重新划分阶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部分少数民族社员的私有财产被强行折价入社，并不顾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严重不满，民族矛盾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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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思想对于边疆地区稳定的影响，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60—1965年间，经过调整，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产生民族矛盾的一些因素被克服，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边疆社会稳定形势得以好转。如1962年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对“大跃进”以来的民族工作的失误作了总结。会后，边疆民族地区着手纠正以往工作的失误，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但这一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遗留的问题仍然很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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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严重破坏（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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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部分纠正了“左”的具体做法，但未能从根本上系统地纠正“左”的思想路线，致使“左”的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运动是错误估计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不但没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反而造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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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在60年代前期已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的冲击下又出现了加深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且在某些地方迅速激化，严重地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破坏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一，政治领域的矛盾迅速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一些人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理论，并且以此为根据在边疆民族地区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中“直接过渡”和“和平协商土改”等符合民族地区和民族特点的民主革命，对大批民族干部、民族上层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迫害和打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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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领域的矛盾也在加深。“文革”后，人民公社化运动重新掀起，各地强制各族农牧民加入人民公社，并且把农牧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强行划入人民公社。由于生产模式单一，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经济活力，致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在极“左”路线下，边疆地区社会发育程度和文化经济水平较内地极度落后的特殊性未能受到重视。一系列优惠、照顾政策基本被取消，地方企业在强制性计划指令下，生产资料和产品被无偿平调，这使边疆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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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文化领域大搞横扫“四旧”运动，各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及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被加以批判和禁止。对有宗教信仰的民众，则用强制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动，拆毁寺观、教堂，烧毁经卷及宗教活动用品，遣散、迫害宗教人员。这些做法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众与党和政府严重的对峙局面，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动从此转入地下，朝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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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文革”期间，边疆地区与内地一样，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来处理，混淆了边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结果导致了其他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尖锐化，在边疆部分地区甚至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如云南河口的“瑶山事件”、“沙甸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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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影响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是脱离边疆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用急剧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且把越大越公的合作制形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而“文革”期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把阶级矛盾看成是社会主要矛盾，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进的动力。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使得边疆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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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恢复发展（197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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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始全面系统地纠正“左”的错误，并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由此，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边疆地区，彻底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指导思想，全面恢复和落实以往被实践所证实的是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有步骤地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经过边疆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边疆社会开始出现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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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边疆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转轨，边疆地区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对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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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疆与内地由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所产生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边疆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但边疆地区历史纵向上的快速发展，不能掩盖边疆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横向发展上的差距。沿海发达地区利用地理优势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发展迅猛，使边疆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发展差距更加扩大。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新的影响：边疆社会主要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发展，甚至有激化的可能。内地经济的发展，使边疆人民产生了更高的需求，这与一定时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矛盾。尤其对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地方发展差距的扩大将加深固有的民族隔阂，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削感”[24]。这会影响部分民族成员对统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刺激其离心倾向，进而造成局部的秩序混乱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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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意识增强所产生的矛盾。“民族意识增强给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和进步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族自身的发展。但民族意识增强并不仅仅表现为民族自尊、自信的增强，而且还表现为民族排他性的发展。民族对内认同对外排他的意识倾向若处理不当，可能发展成为地方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这极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巩固。同时，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各民族更为关切本民族的利益得失，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25]如在经济方面，具体的物质利益的争夺往往成为民族地区矛盾的重要诱因。而在政治方面，各民族更注重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角度，维护自身利益，对政治参与热情高涨，这容易对政治体系造成巨大压力，从而产生更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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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因素的影响使边疆地区产生了新的矛盾。边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发展和稳定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国周边国家的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并且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周边地区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在边疆地区尤为凸显，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这也为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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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影响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和因素既有与内地一致的方面，但更有特殊性的方面，这也决定了在处理边疆社会矛盾，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时，不能教条地照搬内地经验，而要从边疆地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更为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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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五节 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影响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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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地区是国家的战略要地和边防前线，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因此，对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治理兼具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其深远影响因战略重要性而相应凸显出来。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治理，必须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性，使其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都参与到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治理中来，形成多中心、多层面、多维度的治理结构，最终实现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善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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