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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克强在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 gov. cn/1dhd/2013－10/10/content_250303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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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会谈会晤条例〉颁布施行》，http：//www. china. com. cn/policy/txt/2002－05/01/content_514113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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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http：//news. mod. gov. cn/edu/2009－08/27/content408293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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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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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统一领导即统一政策、统一边防部署和情报工作，统一对外交涉，统一进出国境的管理。分段管理即依据不同边界地段的不同情况，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和边防武警部队分别守卫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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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hengce/2011－03/31/content_261856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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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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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http：//www. gov. cn/ziliao/flfg/2007－09/28/con－tent 76385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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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2号，http：//www. soa. gov. cn/zwgk/bjgk/sdfa/201307/t20130709_2646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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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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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hengce/2011－03/31/content_261856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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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兵团概述》，http：//www. xjbt. gov. cn/zjbt/btgk/26100. htm。根据2014年10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新疆建设兵团现有176个团，总人口约为2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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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十章 边疆的安全与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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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状况十分复杂的国家，辽阔的国土和广袤的边疆赋予了我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天然潜质，也使我国不得不面临边疆安全问题繁复的深切困扰。随着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来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我国的边疆安全问题更加趋于复杂多样，并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社会安全交相并织、盘根错节的局面。我国边疆安全问题的繁复与凸显，不但影响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也直接关涉到了国家的总体安全和社会的良序运转。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国家力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边疆安全和边疆防御问题，不失时机地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和防御体系，实现边疆的主动安全。这不但是我国由国家建设时期走向国家发展时期的时代要求，更是建构国家安全、实现边疆善治和保障大国崛起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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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的区位特点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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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边疆是政治偏远、经济边缘、文化异质、民族聚居和多元宗教聚汇之地，同时又是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交汇之地，边疆地区与生俱来的地理空间特质、民族文化特质和地缘政治特质，使得边疆地区滋生着与核心区域迥然不同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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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空间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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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动态盈缩的异域空间，还是民族国家时期国家一体的地理边缘，边疆在我国政治地理格局中都是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不但疏远于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心，而且受国家经济增长极的驱动也较弱，再加上边疆本身又是地理风貌奇异瑰丽之地，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文化异质性十分突出，由此引发边疆地区政治认同安全、社会秩序建构、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一体化困境等诸多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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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受政治文明的辐射和意识形态的感召相对较弱，容易滋生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政治认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1]。政治认同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国家凝聚力的形塑和向心力的模铸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情感的经验，而是后天国家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需要而着力建构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其自身的存续，也都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认同建构。”[2]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政治文明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感召，以及政治产品的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模铸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然而，政治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中遭遇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本能抗拒，意识形态的感召又受制于边疆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深度阻滞，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又使得政治产品的输出绩效备受质疑。如此种种，都不得不影响边疆民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和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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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处于国家经济中心的外围，发展相对滞后，不但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秩序建构等问题，而且还容易衍生出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在我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向来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以“稳定”作为最高的目标诉求，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严峻的利益分化也直接导致了边疆地区的结构性紧张。一些边疆民众在生存境遇长期难以改观而又迫切发家致富的逐利驱动下，产生了种种社会越轨行为，严重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取向，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与自身的福祉密切攸关，即人们往往从个体利益出发来判定自己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个人福祉得到保障和提升，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就会持续走高；反之，如果个人福祉的增长并不能与国家发展保持同步，甚至两者出现明显的脱节，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不免持续走低。此外，边疆民众拥有更为多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但将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核心区域民众的发展水平两相比较，而且还将自己的生存状况与国界之外同源同种的民族跨界比对，由此引发的任何心理落差，都会导致边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而一个民族主观感受的相对剥夺感往往又与民族自身认同呈正相关的关系，它不但导致了民众国家认同的持续下降，而且容易引发民族认同的逆势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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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边疆是地理风貌的奇异之地，不但孕育了情态各异的边疆文化，而且还影响到了区域之间交流与国家一体化。在我国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格局中，边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不仅在于文化的瑰丽，也在于地理的特异。按照李安宅先生的说法，边疆地区其所以不与内地相同之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3]顾颉刚先生也曾言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4]边疆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了边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秉性，客观上使得边疆与内地的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存在诸多天然的阻滞，既影响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辐射，也妨碍边疆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具体而言，其一，边疆地理风貌对于边疆民众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身心特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解释，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制约社会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各具情态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边疆文明，不但导致了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异质，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其二，边疆独特的地理风貌还影响甚至阻隔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的交流互动，导致中原文化与边疆文明相互理解、交融与涵化的障碍。我国的疆域主要以高山、大河、荒漠、戈壁、大海为主，风景虽然壮美，地形却着实险峻。这种险峻的地貌，不但成为王朝国家时期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的最大障碍，而且即便在当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一体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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