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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hengce/2011－03/31/content_261856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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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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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http：//www. gov. cn/ziliao/flfg/2007－09/28/con－tent 76385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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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2号，http：//www. soa. gov. cn/zwgk/bjgk/sdfa/201307/t20130709_2646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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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2008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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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1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 gov. cn/zhengce/2011－03/31/content_261856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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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兵团概述》，http：//www. xjbt. gov. cn/zjbt/btgk/26100. htm。根据2014年10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新疆建设兵团现有176个团，总人口约为2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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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十章 边疆的安全与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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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状况十分复杂的国家，辽阔的国土和广袤的边疆赋予了我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天然潜质，也使我国不得不面临边疆安全问题繁复的深切困扰。随着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来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我国的边疆安全问题更加趋于复杂多样，并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与社会安全交相并织、盘根错节的局面。我国边疆安全问题的繁复与凸显，不但影响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也直接关涉到了国家的总体安全和社会的良序运转。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国家力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边疆安全和边疆防御问题，不失时机地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和防御体系，实现边疆的主动安全。这不但是我国由国家建设时期走向国家发展时期的时代要求，更是建构国家安全、实现边疆善治和保障大国崛起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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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的区位特点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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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边疆是政治偏远、经济边缘、文化异质、民族聚居和多元宗教聚汇之地，同时又是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交汇之地，边疆地区与生俱来的地理空间特质、民族文化特质和地缘政治特质，使得边疆地区滋生着与核心区域迥然不同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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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空间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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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动态盈缩的异域空间，还是民族国家时期国家一体的地理边缘，边疆在我国政治地理格局中都是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不但疏远于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心，而且受国家经济增长极的驱动也较弱，再加上边疆本身又是地理风貌奇异瑰丽之地，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文化异质性十分突出，由此引发边疆地区政治认同安全、社会秩序建构、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一体化困境等诸多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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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受政治文明的辐射和意识形态的感召相对较弱，容易滋生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政治认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1]。政治认同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国家凝聚力的形塑和向心力的模铸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情感的经验，而是后天国家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需要而着力建构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其自身的存续，也都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认同建构。”[2]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政治文明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感召，以及政治产品的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模铸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然而，政治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中遭遇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本能抗拒，意识形态的感召又受制于边疆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深度阻滞，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又使得政治产品的输出绩效备受质疑。如此种种，都不得不影响边疆民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和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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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处于国家经济中心的外围，发展相对滞后，不但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秩序建构等问题，而且还容易衍生出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在我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向来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以“稳定”作为最高的目标诉求，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严峻的利益分化也直接导致了边疆地区的结构性紧张。一些边疆民众在生存境遇长期难以改观而又迫切发家致富的逐利驱动下，产生了种种社会越轨行为，严重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取向，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与自身的福祉密切攸关，即人们往往从个体利益出发来判定自己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个人福祉得到保障和提升，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就会持续走高；反之，如果个人福祉的增长并不能与国家发展保持同步，甚至两者出现明显的脱节，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不免持续走低。此外，边疆民众拥有更为多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但将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核心区域民众的发展水平两相比较，而且还将自己的生存状况与国界之外同源同种的民族跨界比对，由此引发的任何心理落差，都会导致边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而一个民族主观感受的相对剥夺感往往又与民族自身认同呈正相关的关系，它不但导致了民众国家认同的持续下降，而且容易引发民族认同的逆势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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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边疆是地理风貌的奇异之地，不但孕育了情态各异的边疆文化，而且还影响到了区域之间交流与国家一体化。在我国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格局中，边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不仅在于文化的瑰丽，也在于地理的特异。按照李安宅先生的说法，边疆地区其所以不与内地相同之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3]顾颉刚先生也曾言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4]边疆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了边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秉性，客观上使得边疆与内地的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存在诸多天然的阻滞，既影响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辐射，也妨碍边疆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具体而言，其一，边疆地理风貌对于边疆民众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身心特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解释，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制约社会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各具情态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边疆文明，不但导致了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异质，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其二，边疆独特的地理风貌还影响甚至阻隔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的交流互动，导致中原文化与边疆文明相互理解、交融与涵化的障碍。我国的疆域主要以高山、大河、荒漠、戈壁、大海为主，风景虽然壮美，地形却着实险峻。这种险峻的地貌，不但成为王朝国家时期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的最大障碍，而且即便在当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一体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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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缘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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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地缘政治生态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其内地直抵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濒临太平洋的西岸，海陆疆域极为辽阔。我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南部，向来被看作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得天独厚的陆海疆域面积和地理枢纽地位决定了我国具有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天然潜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实力的整体性提升和跨跃式发展，我国辽阔疆域蕴藏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聚积凸显和向外投射。然而，我国不可阻逆的大国崛起，遭到了全球性大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频频误读，他们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挑战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损害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十分的关注和警惕。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东盟十国等周边国家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对于他国而言始终都存在一股难以言说的地缘安全压力。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并且想方设法地针对中国进行亚太战略的重新布局。世界头号强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解读和应激反应使得亚太地区地缘政治走势的变数有所增加，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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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潜在的隐忧。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极为用心地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区域国际合作的稳定推进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错综复杂，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存着诸多安全风险和变数。具体而言，首先，周边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失当容易引致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世界国家安全模式大致存在五种风格：其一是“隔离防守式”，信奉“我的安全重于你的安全”；其二是“进攻拓展式”，强调“你不安全我才安全”；其三是“结盟协作式”，是“我不安全你也不安全”；其四是“集体防御式”，是“大家安全我才安全”；其五是“和合共建式”，强调“和平合作”，“不谈安全而实现安全”。[5]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择取什么样的安全模式，是一个国家分属主权之内政，原本无需他国置喙；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往往涉及到它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认知、国家的军事布防和演练，以及军事武器的研发与创造，如此种种都会对周边邻国构成无形的压力，影响到相关国家边疆军事力量的布防，甚至会连锁反应地影响到区域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其次，国家治理失败负面效益的外溢也容易恶化地缘政治生态从而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比如缅甸作为我国近邻，向来是我国西南方向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缅甸的稳定对于中国西南门户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以来，缅北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一直困扰缅甸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这些民族地方武装不但在危害严重的境外“金三角”毒品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还不时引发局部战争，对我方数百公里的边境沿线地带的安宁与稳定造成很大的妨害。尤其是2011年6月以来，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克钦族独立军爆发了严重而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10万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缅甸难民涌入中国云南边境，投亲靠友，使我国边境地区一时呈现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外交困境、民族安宁、边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压力共存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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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缘政治问题来考察，边疆独特的地理区位又构成各种地缘政治问题滋生一个先天性前提。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部分，众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栖居于此，一些跨界民族彼此声气相通，一些极端势力的魅影时有显现，再加上边界地带各种隐蔽而便捷的小道十分众多，边防管控的难度很大。总体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地缘问题的跨国性。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国流动、跨境婚姻与跨境犯罪等问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越境性质，治理的难度很大，如果仅仅凭借单个国家的治理，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绩效。二是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边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国际化”的连锁反应及不良后果。三是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当前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如跨境流动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跨境犯罪问题导致的社会安全问题、文化歧异引发的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渗透诱发的边疆离心问题、三股势力操纵下的社会暴恐问题、艾滋病跨境传播引致的公民安全问题等等，正在成为侵蚀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些严重的极端暴力恐怖事件，给边疆民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尤其重大，并导致了很大范围的弥散性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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