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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的区位特点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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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边疆是政治偏远、经济边缘、文化异质、民族聚居和多元宗教聚汇之地，同时又是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交汇之地，边疆地区与生俱来的地理空间特质、民族文化特质和地缘政治特质，使得边疆地区滋生着与核心区域迥然不同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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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空间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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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动态盈缩的异域空间，还是民族国家时期国家一体的地理边缘，边疆在我国政治地理格局中都是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不但疏远于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心，而且受国家经济增长极的驱动也较弱，再加上边疆本身又是地理风貌奇异瑰丽之地，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文化异质性十分突出，由此引发边疆地区政治认同安全、社会秩序建构、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一体化困境等诸多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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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受政治文明的辐射和意识形态的感召相对较弱，容易滋生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政治认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1]。政治认同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国家凝聚力的形塑和向心力的模铸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情感的经验，而是后天国家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需要而着力建构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其自身的存续，也都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认同建构。”[2]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政治文明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感召，以及政治产品的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模铸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然而，政治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中遭遇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本能抗拒，意识形态的感召又受制于边疆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深度阻滞，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又使得政治产品的输出绩效备受质疑。如此种种，都不得不影响边疆民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和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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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处于国家经济中心的外围，发展相对滞后，不但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秩序建构等问题，而且还容易衍生出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在我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向来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以“稳定”作为最高的目标诉求，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严峻的利益分化也直接导致了边疆地区的结构性紧张。一些边疆民众在生存境遇长期难以改观而又迫切发家致富的逐利驱动下，产生了种种社会越轨行为，严重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取向，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与自身的福祉密切攸关，即人们往往从个体利益出发来判定自己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个人福祉得到保障和提升，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就会持续走高；反之，如果个人福祉的增长并不能与国家发展保持同步，甚至两者出现明显的脱节，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不免持续走低。此外，边疆民众拥有更为多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但将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核心区域民众的发展水平两相比较，而且还将自己的生存状况与国界之外同源同种的民族跨界比对，由此引发的任何心理落差，都会导致边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而一个民族主观感受的相对剥夺感往往又与民族自身认同呈正相关的关系，它不但导致了民众国家认同的持续下降，而且容易引发民族认同的逆势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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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边疆是地理风貌的奇异之地，不但孕育了情态各异的边疆文化，而且还影响到了区域之间交流与国家一体化。在我国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格局中，边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不仅在于文化的瑰丽，也在于地理的特异。按照李安宅先生的说法，边疆地区其所以不与内地相同之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3]顾颉刚先生也曾言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4]边疆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了边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秉性，客观上使得边疆与内地的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存在诸多天然的阻滞，既影响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辐射，也妨碍边疆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具体而言，其一，边疆地理风貌对于边疆民众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身心特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解释，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制约社会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各具情态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边疆文明，不但导致了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异质，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其二，边疆独特的地理风貌还影响甚至阻隔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的交流互动，导致中原文化与边疆文明相互理解、交融与涵化的障碍。我国的疆域主要以高山、大河、荒漠、戈壁、大海为主，风景虽然壮美，地形却着实险峻。这种险峻的地貌，不但成为王朝国家时期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的最大障碍，而且即便在当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一体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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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缘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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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地缘政治生态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其内地直抵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濒临太平洋的西岸，海陆疆域极为辽阔。我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南部，向来被看作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得天独厚的陆海疆域面积和地理枢纽地位决定了我国具有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天然潜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实力的整体性提升和跨跃式发展，我国辽阔疆域蕴藏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聚积凸显和向外投射。然而，我国不可阻逆的大国崛起，遭到了全球性大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频频误读，他们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挑战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损害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十分的关注和警惕。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东盟十国等周边国家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对于他国而言始终都存在一股难以言说的地缘安全压力。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并且想方设法地针对中国进行亚太战略的重新布局。世界头号强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解读和应激反应使得亚太地区地缘政治走势的变数有所增加，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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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潜在的隐忧。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极为用心地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区域国际合作的稳定推进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错综复杂，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存着诸多安全风险和变数。具体而言，首先，周边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失当容易引致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世界国家安全模式大致存在五种风格：其一是“隔离防守式”，信奉“我的安全重于你的安全”；其二是“进攻拓展式”，强调“你不安全我才安全”；其三是“结盟协作式”，是“我不安全你也不安全”；其四是“集体防御式”，是“大家安全我才安全”；其五是“和合共建式”，强调“和平合作”，“不谈安全而实现安全”。[5]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择取什么样的安全模式，是一个国家分属主权之内政，原本无需他国置喙；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往往涉及到它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认知、国家的军事布防和演练，以及军事武器的研发与创造，如此种种都会对周边邻国构成无形的压力，影响到相关国家边疆军事力量的布防，甚至会连锁反应地影响到区域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其次，国家治理失败负面效益的外溢也容易恶化地缘政治生态从而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比如缅甸作为我国近邻，向来是我国西南方向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缅甸的稳定对于中国西南门户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以来，缅北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一直困扰缅甸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这些民族地方武装不但在危害严重的境外“金三角”毒品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还不时引发局部战争，对我方数百公里的边境沿线地带的安宁与稳定造成很大的妨害。尤其是2011年6月以来，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克钦族独立军爆发了严重而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10万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缅甸难民涌入中国云南边境，投亲靠友，使我国边境地区一时呈现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外交困境、民族安宁、边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压力共存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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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缘政治问题来考察，边疆独特的地理区位又构成各种地缘政治问题滋生一个先天性前提。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部分，众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栖居于此，一些跨界民族彼此声气相通，一些极端势力的魅影时有显现，再加上边界地带各种隐蔽而便捷的小道十分众多，边防管控的难度很大。总体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地缘问题的跨国性。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国流动、跨境婚姻与跨境犯罪等问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越境性质，治理的难度很大，如果仅仅凭借单个国家的治理，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绩效。二是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边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国际化”的连锁反应及不良后果。三是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当前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如跨境流动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跨境犯罪问题导致的社会安全问题、文化歧异引发的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渗透诱发的边疆离心问题、三股势力操纵下的社会暴恐问题、艾滋病跨境传播引致的公民安全问题等等，正在成为侵蚀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些严重的极端暴力恐怖事件，给边疆民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尤其重大，并导致了很大范围的弥散性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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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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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宗教多样、疆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辽阔的边疆地区，生活着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蒙古、朝鲜、锡伯、赫哲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还跨境而居，形成了独特的跨境民族。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边疆地区宗教场所众多，宗教氛围非常浓郁。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有少数民族普同信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所有正统宗教都在复兴，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各种民间信仰也渐次复苏，边疆地区的宗教信仰更是得到了良好的延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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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长河的演进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筑就了我国灿烂而斑斓的国族文化，不过，多元民族宗教文化与生俱来的异质性，也使得边疆地区潜藏因为多元的文化张力而衍生的各种安全风险。就多元的民族文化而言，其衍生的安全风险主要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博弈的问题、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抵牾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问题。首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按照原生主义的解释，人类个体一出生就陷入了“婴儿民族陷阱”，在牙牙学语时期就天然地汲取自己所属民族的独特认同和集体记忆，形成原生的民族情感体验；而国家认同则是国家在民族后天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安排、权利保障、政策供给、教化灌输等方式“理性建构”起来的。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与国家的界线大都具有非重合性，由此产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歧异与倒置问题。其次，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抵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边疆地区经历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和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很多少数民族从前资本主义形态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形态，边疆地区就此形成了由原始社会村落型文化、传统社会臣民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参与型文化奇特地聚合而成的政治文化体系。在这种复合型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边疆民众大多都具有明显的权威崇拜和宿命论的思想，重人治轻法治的文化传统大行其道，臣服型的政治人格和依附型的政治心态十分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模铸的政治人格无疑与现代公民文化精神存在很大程度的格格不入，也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建构一种普适性和共识性的公民文化，并以此作为国家整合和社会运转的精神根基。在现代公民文化身上，凝聚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归依的公共理性、以积极主动为特征的公共精神、以权利行使和义务担当为标志的公民意识，以及以公民伦理品质为基础的公民美德。而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恰恰又是传统民族文化气韵中相对匮乏的。再次，民族与民族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渊源共生的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谐相处是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统一的政治屋顶下栖居的各个民族，出于民族地位关注、民族安全两难和民族利益竞争的思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分歧、博弈，甚至冲突，由此诱发了民族关系安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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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疆地区多样的宗教信仰而言，宗教本是一种以超自然界、超人间力量或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人类赖以面对和处理各种终极性问题、建构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系统的组织与行为系统。宗教以终极性的追求和神圣性的魅力使其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并至当代呈现出全球复兴之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发展态势总体上讲是积极稳健和健康有序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宗教信仰本身，以及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发展又蕴藏着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其一，宗教狂热、偏执和极端主义的问题。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追求和平、摒弃暴力、向美乐善的教义。然而，真理距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宗教信仰也容易走向狂热、偏直和反常，陷入极端主义，给所在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危害。[6]我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他们频频制造暴恐事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二，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问题。我国宗教虽然是国家一体下的多元共生，但是从根本上讲，依然没有摆脱“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现实困境。“由于各门宗教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凝合”。如果所谓的“一体”只是“以政治所维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最终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7]其三，宗教渗透的问题。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是多元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边疆固有的宗教文化特点，通过入境传教、网上传教、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肆意从事一些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教渗透活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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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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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与我国接壤或毗邻的国家众多，边界线十分漫长而又犬牙交错，边疆安全问题十分繁复。在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领土主权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六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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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土主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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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领土。国家在占据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行使的最高的、排他性的权力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和主权是国家构成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国家生存的根本。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为核心的内容，失去了领土主权安全，国家也就成为了无根漂泊的浮萍。我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泱泱大国，建构国家领土主权安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外来威胁和侵蚀，既是大国崛起最为根本的保障和依托，也是大国崛起最为重要的表征和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十分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并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过，由于诸多历史遗留原因，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边界划定和一些领土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我国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作为基准的领土主权空间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尊重与满足，甚至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陆疆和海疆依然遭到相关邻国的挤压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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