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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潜在的隐忧。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极为用心地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区域国际合作的稳定推进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错综复杂，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存着诸多安全风险和变数。具体而言，首先，周边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失当容易引致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世界国家安全模式大致存在五种风格：其一是“隔离防守式”，信奉“我的安全重于你的安全”；其二是“进攻拓展式”，强调“你不安全我才安全”；其三是“结盟协作式”，是“我不安全你也不安全”；其四是“集体防御式”，是“大家安全我才安全”；其五是“和合共建式”，强调“和平合作”，“不谈安全而实现安全”。[5]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择取什么样的安全模式，是一个国家分属主权之内政，原本无需他国置喙；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往往涉及到它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认知、国家的军事布防和演练，以及军事武器的研发与创造，如此种种都会对周边邻国构成无形的压力，影响到相关国家边疆军事力量的布防，甚至会连锁反应地影响到区域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其次，国家治理失败负面效益的外溢也容易恶化地缘政治生态从而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比如缅甸作为我国近邻，向来是我国西南方向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缅甸的稳定对于中国西南门户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以来，缅北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一直困扰缅甸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这些民族地方武装不但在危害严重的境外“金三角”毒品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还不时引发局部战争，对我方数百公里的边境沿线地带的安宁与稳定造成很大的妨害。尤其是2011年6月以来，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克钦族独立军爆发了严重而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10万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缅甸难民涌入中国云南边境，投亲靠友，使我国边境地区一时呈现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外交困境、民族安宁、边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压力共存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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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缘政治问题来考察，边疆独特的地理区位又构成各种地缘政治问题滋生一个先天性前提。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部分，众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栖居于此，一些跨界民族彼此声气相通，一些极端势力的魅影时有显现，再加上边界地带各种隐蔽而便捷的小道十分众多，边防管控的难度很大。总体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地缘问题的跨国性。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国流动、跨境婚姻与跨境犯罪等问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越境性质，治理的难度很大，如果仅仅凭借单个国家的治理，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绩效。二是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边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国际化”的连锁反应及不良后果。三是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当前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如跨境流动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跨境犯罪问题导致的社会安全问题、文化歧异引发的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渗透诱发的边疆离心问题、三股势力操纵下的社会暴恐问题、艾滋病跨境传播引致的公民安全问题等等，正在成为侵蚀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些严重的极端暴力恐怖事件，给边疆民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尤其重大，并导致了很大范围的弥散性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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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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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宗教多样、疆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辽阔的边疆地区，生活着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蒙古、朝鲜、锡伯、赫哲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还跨境而居，形成了独特的跨境民族。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边疆地区宗教场所众多，宗教氛围非常浓郁。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有少数民族普同信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所有正统宗教都在复兴，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各种民间信仰也渐次复苏，边疆地区的宗教信仰更是得到了良好的延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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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长河的演进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筑就了我国灿烂而斑斓的国族文化，不过，多元民族宗教文化与生俱来的异质性，也使得边疆地区潜藏因为多元的文化张力而衍生的各种安全风险。就多元的民族文化而言，其衍生的安全风险主要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博弈的问题、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抵牾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问题。首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按照原生主义的解释，人类个体一出生就陷入了“婴儿民族陷阱”，在牙牙学语时期就天然地汲取自己所属民族的独特认同和集体记忆，形成原生的民族情感体验；而国家认同则是国家在民族后天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安排、权利保障、政策供给、教化灌输等方式“理性建构”起来的。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与国家的界线大都具有非重合性，由此产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歧异与倒置问题。其次，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抵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边疆地区经历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和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很多少数民族从前资本主义形态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形态，边疆地区就此形成了由原始社会村落型文化、传统社会臣民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参与型文化奇特地聚合而成的政治文化体系。在这种复合型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边疆民众大多都具有明显的权威崇拜和宿命论的思想，重人治轻法治的文化传统大行其道，臣服型的政治人格和依附型的政治心态十分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模铸的政治人格无疑与现代公民文化精神存在很大程度的格格不入，也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建构一种普适性和共识性的公民文化，并以此作为国家整合和社会运转的精神根基。在现代公民文化身上，凝聚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归依的公共理性、以积极主动为特征的公共精神、以权利行使和义务担当为标志的公民意识，以及以公民伦理品质为基础的公民美德。而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恰恰又是传统民族文化气韵中相对匮乏的。再次，民族与民族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渊源共生的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谐相处是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统一的政治屋顶下栖居的各个民族，出于民族地位关注、民族安全两难和民族利益竞争的思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分歧、博弈，甚至冲突，由此诱发了民族关系安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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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疆地区多样的宗教信仰而言，宗教本是一种以超自然界、超人间力量或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人类赖以面对和处理各种终极性问题、建构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系统的组织与行为系统。宗教以终极性的追求和神圣性的魅力使其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并至当代呈现出全球复兴之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发展态势总体上讲是积极稳健和健康有序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宗教信仰本身，以及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发展又蕴藏着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其一，宗教狂热、偏执和极端主义的问题。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追求和平、摒弃暴力、向美乐善的教义。然而，真理距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宗教信仰也容易走向狂热、偏直和反常，陷入极端主义，给所在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危害。[6]我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他们频频制造暴恐事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二，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问题。我国宗教虽然是国家一体下的多元共生，但是从根本上讲，依然没有摆脱“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现实困境。“由于各门宗教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凝合”。如果所谓的“一体”只是“以政治所维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最终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7]其三，宗教渗透的问题。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是多元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边疆固有的宗教文化特点，通过入境传教、网上传教、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肆意从事一些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教渗透活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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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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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与我国接壤或毗邻的国家众多，边界线十分漫长而又犬牙交错，边疆安全问题十分繁复。在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领土主权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六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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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土主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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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领土。国家在占据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行使的最高的、排他性的权力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和主权是国家构成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国家生存的根本。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为核心的内容，失去了领土主权安全，国家也就成为了无根漂泊的浮萍。我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泱泱大国，建构国家领土主权安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外来威胁和侵蚀，既是大国崛起最为根本的保障和依托，也是大国崛起最为重要的表征和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十分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并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过，由于诸多历史遗留原因，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边界划定和一些领土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我国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作为基准的领土主权空间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尊重与满足，甚至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陆疆和海疆依然遭到相关邻国的挤压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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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疆方面，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严重困扰的主要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划定问题。截至2010年，在14个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我国已同12个国家完成了陆地疆域的划定。唯有印度和不丹尚未完成边界划界谈判。而恰恰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对我国与其边界地区领土主权的诉求，成为了我国建构领土主权安全的一大阻滞。当今中印两国的领土主权争议，涉及大约12.5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中印两国都对这片面积巨大、战略地位重要的边界地区提出了主权诉求。近几十年以来，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多轮谈判，经历了艰苦的政治与外交的缠斗。虽然我国一直以来主张以坦诚、协商、互谅、互让的态度去解决中印双方的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双方分歧十分巨大，中印边界争端迄今尚无实质性的争议解决方案。中印边界问题虽然是中国领土主权历史遗留问题中非常重大、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海疆方面所遭遇的领土主权安全问题更为严峻、也更为迫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外依存度的上升，海外利益安全、海洋通道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崛起的中国开始谋求海洋权利，要求改变我国正当的海洋权利被周边国家所抢占和侵蚀的被动局面。然而，中国正当的海洋国土权益却未得到周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足够尊重。面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主张，周边国家要么渲染“中国威胁论”，要么试图把“双边争端国际化”，欲图引入国际势力制衡中国，导致我国海洋局势的空前严峻。目前，除中越之间的北部湾海域已成功进行签约划界之外，我国与八个海上邻国均有海洋领土争端，争议海域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域辖区的1/2。我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及东海海域划界争端。中朝、中韩之间在我国黄海、东海海域也存在主权争议。中国南海广大海域的领土纠纷则更为棘手，涉及了五个主权国家及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海区域，东沙群岛主要处在中国台湾的实际控制中，西沙群岛则基本上为我控制。目前主要存在争端的是南沙群岛。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诉求的是“五国六方”，即中国（包括“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近也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交了海洋主权报表，第一次隐约地提出对南沙的诉求。对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现状是：越南实际控制了南沙岛礁29个，包括面积广阔的海域，而且最近20年来不断从中攫取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资源；菲律宾非法控占我南海岛礁9个，并另外控占我中沙群岛之黄岩岛；马来西亚侵占我南沙岛礁5个；文莱控占珊瑚礁1个；印度尼西亚声称拥有5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主权，并侵占2个南沙岛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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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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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障领土主权安全最为根本的力量与依托，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使之足以抗衡主权国家外来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国家行动和外交活动的基础。换而言之，国家的军事安全是领土主权安全的前提，现代国家如若要在国际社会政治秩序中独立自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失去了军事力量依托的国家安全，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此，中国若要建构国家的领土主权安全，首先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新中国成立60余年以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我国的军事安全达到了建国以来的一个巅峰。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战略力量的对比和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迁，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维护亚太和世界稳定、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的崛起，然而，中国一贯主张的包容共赢式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敌视”。西方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战略利益的权衡和地缘政治的博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并不友善的舆论磁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污名化”的现象影响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忧心，导致了他们“主观”上安全指数的降低以及“霍布斯恐惧”[9]的产生，并由此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陷入世界大国崛起都曾遭遇到的“光荣孤立”。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战略压力和地缘政治压力，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地缘政治利益相关国家，纷纷调整对外战略，不断强化对军事力量的投入，重构国家安全。美国，作为传统世界政治格局的领导者，其地位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口号下，不断调整针对中国的战略布防和军力调控，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我国的军事战略包围，其所建构的“岛链锁闭”对我国的海洋运输线路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除了美国带给我们的军事安全压力之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也值得警惕。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并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非正当化、非正义化、非和平化”的倾向，军队建设突破“专守防卫”的趋势日趋明显。此外，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动荡的加剧，战争频次上升，我国周边国家不断提升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格局的地位，普遍地加大了对军事与国防建设的投入。如越南不断提升“质量建军”的脚步，军费从199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0亿美元；印度也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全面变革军事建设，谋求建设“世界一等军事强国”；印尼怀揣“走向太平洋，称霸东南亚”的战略梦想，大力发展常规潜艇和海军航空的力量；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国防开支额度，军费总额从1999年的94亿美元飙升到2009年的941亿美元，其增速之快，十分罕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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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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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了出来，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所谓政治安全，即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具有足够的能力与意志能够抵御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和各种政治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政治安全也体现为政治体系以意识形态的训导和政治绩效输出建构出来的政治合法性。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安全的建构遭遇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社会，中国的政治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的领导者与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以美欧为首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领导者，为了防止“中国模式”的扩散效应，一以贯之地以“交往加遏制”来围堵中国、以“西方价值观”来西化中国、以“中国威胁论”来孤立中国、以“人权与民族等问题”来干涉中国；而以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地缘利益相关方要么主动利用边疆问题来谋取国家利益，要么以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影响中国边疆的政治认同。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非常擅长制造“领土争端国际化”，通过寻求各种制衡中国的国际力量来消除本国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边疆的政治安全。周边一些国家在整体实力上虽然同我国无法媲美，但在边疆建设上却煞费苦心，并形成了相对我国的发展优势，造成我国边疆地区一些同源同种的少数民族人心浮动，影响到了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过，当前给我国边疆政治安全造成最大的压力，不在国门之外，而在萧墙之内，即社会急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边疆善治缺失问题、政治权力异化问题、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问题等等，造成了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和走低，政治安全问题不断凸显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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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渐趋多样化，“通过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传播进来的各种良莠不齐的、具有极强迷惑性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思潮为民众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坐标和不同选择的可能，一切传统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社会信仰、社会准则被重新审视和反思，思想文化领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1]。多元的社会思潮在一片众语喧哗之中不断批判，甚至解构为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作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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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善治缺失问题。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由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绩驱动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饥渴，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十分凸显，价值理性则相对不足，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稳定、经济、效率等管理层面的价值，而相对公民精神、公平、正义、法治、回应性等伦理层面的价值。一些政府官员对社会情绪的变化和民生疾苦的损益患有严重的“体制性迟钝”，官僚病的现象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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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权力异化问题。当前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思想还十分浓厚，以法治约束为特征的外控机制和以道德自觉为特征的内律机制双向缺失，导致了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政府官员行政作风普遍粗暴，行政手段过于单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常常失其法度，不但招致了官僚集体形象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也导致民众对政府形象和边疆治理绩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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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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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时期国家保持其经济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抵抗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它包含着战略资源安全、经济结构安全、对外贸易安全、经济秩序安全等多种复合性安全因素。国家经济安全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进行考查的，相比而言，边疆经济安全更为独特，也更为纯粹，它更多地体现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抵御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国家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30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族层之间的分化差距日趋拉大，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推进，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明显。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的区域聚集，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核心地区不断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积累过程，而具有区位劣势的边疆地区不断损失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过程。国家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使得当前边疆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边疆成为了国家贫困地带的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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