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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疆地区多样的宗教信仰而言，宗教本是一种以超自然界、超人间力量或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人类赖以面对和处理各种终极性问题、建构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系统的组织与行为系统。宗教以终极性的追求和神圣性的魅力使其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并至当代呈现出全球复兴之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发展态势总体上讲是积极稳健和健康有序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宗教信仰本身，以及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发展又蕴藏着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其一，宗教狂热、偏执和极端主义的问题。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追求和平、摒弃暴力、向美乐善的教义。然而，真理距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宗教信仰也容易走向狂热、偏直和反常，陷入极端主义，给所在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危害。[6]我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他们频频制造暴恐事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二，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问题。我国宗教虽然是国家一体下的多元共生，但是从根本上讲，依然没有摆脱“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现实困境。“由于各门宗教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凝合”。如果所谓的“一体”只是“以政治所维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最终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7]其三，宗教渗透的问题。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是多元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边疆固有的宗教文化特点，通过入境传教、网上传教、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肆意从事一些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教渗透活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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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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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与我国接壤或毗邻的国家众多，边界线十分漫长而又犬牙交错，边疆安全问题十分繁复。在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领土主权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六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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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土主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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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领土。国家在占据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行使的最高的、排他性的权力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和主权是国家构成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国家生存的根本。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为核心的内容，失去了领土主权安全，国家也就成为了无根漂泊的浮萍。我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泱泱大国，建构国家领土主权安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外来威胁和侵蚀，既是大国崛起最为根本的保障和依托，也是大国崛起最为重要的表征和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十分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并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过，由于诸多历史遗留原因，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边界划定和一些领土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我国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作为基准的领土主权空间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尊重与满足，甚至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陆疆和海疆依然遭到相关邻国的挤压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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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疆方面，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严重困扰的主要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划定问题。截至2010年，在14个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我国已同12个国家完成了陆地疆域的划定。唯有印度和不丹尚未完成边界划界谈判。而恰恰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对我国与其边界地区领土主权的诉求，成为了我国建构领土主权安全的一大阻滞。当今中印两国的领土主权争议，涉及大约12.5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中印两国都对这片面积巨大、战略地位重要的边界地区提出了主权诉求。近几十年以来，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多轮谈判，经历了艰苦的政治与外交的缠斗。虽然我国一直以来主张以坦诚、协商、互谅、互让的态度去解决中印双方的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双方分歧十分巨大，中印边界争端迄今尚无实质性的争议解决方案。中印边界问题虽然是中国领土主权历史遗留问题中非常重大、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海疆方面所遭遇的领土主权安全问题更为严峻、也更为迫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外依存度的上升，海外利益安全、海洋通道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崛起的中国开始谋求海洋权利，要求改变我国正当的海洋权利被周边国家所抢占和侵蚀的被动局面。然而，中国正当的海洋国土权益却未得到周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足够尊重。面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主张，周边国家要么渲染“中国威胁论”，要么试图把“双边争端国际化”，欲图引入国际势力制衡中国，导致我国海洋局势的空前严峻。目前，除中越之间的北部湾海域已成功进行签约划界之外，我国与八个海上邻国均有海洋领土争端，争议海域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域辖区的1/2。我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及东海海域划界争端。中朝、中韩之间在我国黄海、东海海域也存在主权争议。中国南海广大海域的领土纠纷则更为棘手，涉及了五个主权国家及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海区域，东沙群岛主要处在中国台湾的实际控制中，西沙群岛则基本上为我控制。目前主要存在争端的是南沙群岛。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诉求的是“五国六方”，即中国（包括“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近也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交了海洋主权报表，第一次隐约地提出对南沙的诉求。对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现状是：越南实际控制了南沙岛礁29个，包括面积广阔的海域，而且最近20年来不断从中攫取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资源；菲律宾非法控占我南海岛礁9个，并另外控占我中沙群岛之黄岩岛；马来西亚侵占我南沙岛礁5个；文莱控占珊瑚礁1个；印度尼西亚声称拥有5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主权，并侵占2个南沙岛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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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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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障领土主权安全最为根本的力量与依托，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使之足以抗衡主权国家外来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国家行动和外交活动的基础。换而言之，国家的军事安全是领土主权安全的前提，现代国家如若要在国际社会政治秩序中独立自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失去了军事力量依托的国家安全，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此，中国若要建构国家的领土主权安全，首先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新中国成立60余年以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我国的军事安全达到了建国以来的一个巅峰。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战略力量的对比和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迁，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维护亚太和世界稳定、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的崛起，然而，中国一贯主张的包容共赢式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敌视”。西方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战略利益的权衡和地缘政治的博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并不友善的舆论磁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污名化”的现象影响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忧心，导致了他们“主观”上安全指数的降低以及“霍布斯恐惧”[9]的产生，并由此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陷入世界大国崛起都曾遭遇到的“光荣孤立”。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战略压力和地缘政治压力，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地缘政治利益相关国家，纷纷调整对外战略，不断强化对军事力量的投入，重构国家安全。美国，作为传统世界政治格局的领导者，其地位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口号下，不断调整针对中国的战略布防和军力调控，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我国的军事战略包围，其所建构的“岛链锁闭”对我国的海洋运输线路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除了美国带给我们的军事安全压力之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也值得警惕。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并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非正当化、非正义化、非和平化”的倾向，军队建设突破“专守防卫”的趋势日趋明显。此外，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动荡的加剧，战争频次上升，我国周边国家不断提升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格局的地位，普遍地加大了对军事与国防建设的投入。如越南不断提升“质量建军”的脚步，军费从199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0亿美元；印度也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全面变革军事建设，谋求建设“世界一等军事强国”；印尼怀揣“走向太平洋，称霸东南亚”的战略梦想，大力发展常规潜艇和海军航空的力量；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国防开支额度，军费总额从1999年的94亿美元飙升到2009年的941亿美元，其增速之快，十分罕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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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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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了出来，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所谓政治安全，即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具有足够的能力与意志能够抵御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和各种政治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政治安全也体现为政治体系以意识形态的训导和政治绩效输出建构出来的政治合法性。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安全的建构遭遇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社会，中国的政治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的领导者与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以美欧为首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领导者，为了防止“中国模式”的扩散效应，一以贯之地以“交往加遏制”来围堵中国、以“西方价值观”来西化中国、以“中国威胁论”来孤立中国、以“人权与民族等问题”来干涉中国；而以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地缘利益相关方要么主动利用边疆问题来谋取国家利益，要么以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影响中国边疆的政治认同。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非常擅长制造“领土争端国际化”，通过寻求各种制衡中国的国际力量来消除本国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边疆的政治安全。周边一些国家在整体实力上虽然同我国无法媲美，但在边疆建设上却煞费苦心，并形成了相对我国的发展优势，造成我国边疆地区一些同源同种的少数民族人心浮动，影响到了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过，当前给我国边疆政治安全造成最大的压力，不在国门之外，而在萧墙之内，即社会急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边疆善治缺失问题、政治权力异化问题、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问题等等，造成了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和走低，政治安全问题不断凸显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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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渐趋多样化，“通过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传播进来的各种良莠不齐的、具有极强迷惑性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思潮为民众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坐标和不同选择的可能，一切传统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社会信仰、社会准则被重新审视和反思，思想文化领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1]。多元的社会思潮在一片众语喧哗之中不断批判，甚至解构为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作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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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边疆善治缺失问题。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由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绩驱动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饥渴，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十分凸显，价值理性则相对不足，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稳定、经济、效率等管理层面的价值，而相对公民精神、公平、正义、法治、回应性等伦理层面的价值。一些政府官员对社会情绪的变化和民生疾苦的损益患有严重的“体制性迟钝”，官僚病的现象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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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权力异化问题。当前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思想还十分浓厚，以法治约束为特征的外控机制和以道德自觉为特征的内律机制双向缺失，导致了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政府官员行政作风普遍粗暴，行政手段过于单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常常失其法度，不但招致了官僚集体形象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也导致民众对政府形象和边疆治理绩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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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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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时期国家保持其经济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抵抗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它包含着战略资源安全、经济结构安全、对外贸易安全、经济秩序安全等多种复合性安全因素。国家经济安全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进行考查的，相比而言，边疆经济安全更为独特，也更为纯粹，它更多地体现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抵御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国家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30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族层之间的分化差距日趋拉大，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推进，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明显。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的区域聚集，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核心地区不断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积累过程，而具有区位劣势的边疆地区不断损失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过程。国家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使得当前边疆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边疆成为了国家贫困地带的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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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全国贫困县名单中，仅就边疆云南而言，边境沿线25个县市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就有15个。很多沿边县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低于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如澜沧县（596元）、贡山县（688元）、福贡县（693元）、西盟县（762元）、绿春县（798元）。[12]云南边境线的贫困现状可谓当前边疆地区贫困的典型。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边疆地区不但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而且还呈现出了严重的城乡分化和社会分化。“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13]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考查的话，云南17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总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54，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为0.4618，至于玉溪市通海县回族，其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0.6418。[14]边疆地区经济贫困和社会严重分化的现实，使得边疆民众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都十分低下，并且成为了引爆边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源头。跨境走私、拐卖妇女、艾滋病的流行、宗教渗透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边疆经济发展困境和边疆民众生活困苦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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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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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国家文化，是国家良序运转的软件系统，也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对于国家向力心和凝聚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之间博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更体现为国家文化的较量。因此，建构国家文化安全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屹立和胜出的一个基本条件。所谓文化安全，它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文化系统免于内部和外部文化力量的侵蚀、解构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并能确保国民对国家建构的文化保持高度的认同。[15]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体现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安全、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核心的国族文化安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安全。我国的国家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甚至创造过万邦来朝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关起门来谋发展”，闭塞的环境使得我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的问题并不太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文化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文化力量格局不断重组，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开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16]当前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冲击的主要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文化的侵蚀，民族分裂文化对国族文化的解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对社会和谐文化的冲击。具体到边疆文化安全，首先，边疆政治文化安全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以边疆作为西方文化“无声的较量”和“不战而胜”的重要战场，大肆展开文化渗透；另一方面，我国边疆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养相对来说比较欠缺一些，没有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驱动力，又相对缺乏理性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能力。其次，边疆国族文化建构压力。当前边疆地区活跃着的文化分裂主义极端强调民族原始身份特征而鼓噪民族文化的排外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操纵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仇恨，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建构造成了很大的妨碍。最后是社会和谐文化建构压力。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网络文化逐渐普及，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各种腐朽和反动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不已，也侵扰到了原本宁静而淳朴的边疆地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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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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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部分。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边疆地区也逐渐步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影响边疆稳定、人民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我国边疆社会安全问题的类型十分丰富，既包括跨境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又包括跨境流动引发的社会管理压力问题；既包括社会分化过度引发的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阻滞的问题，又包括民众权利受损进行非规范化权利救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既包括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民众恐慌问题，又包括极端暴力恐怖事件引发的民众流血与社会恐慌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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