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40533
首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渐趋多样化，“通过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传播进来的各种良莠不齐的、具有极强迷惑性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思潮为民众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坐标和不同选择的可能，一切传统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社会信仰、社会准则被重新审视和反思，思想文化领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1]。多元的社会思潮在一片众语喧哗之中不断批判，甚至解构为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作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1703140534
1703140535
其次，边疆善治缺失问题。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由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绩驱动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饥渴，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十分凸显，价值理性则相对不足，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稳定、经济、效率等管理层面的价值，而相对公民精神、公平、正义、法治、回应性等伦理层面的价值。一些政府官员对社会情绪的变化和民生疾苦的损益患有严重的“体制性迟钝”，官僚病的现象十分突出。
1703140536
1703140537
最后，权力异化问题。当前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思想还十分浓厚，以法治约束为特征的外控机制和以道德自觉为特征的内律机制双向缺失，导致了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政府官员行政作风普遍粗暴，行政手段过于单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常常失其法度，不但招致了官僚集体形象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也导致民众对政府形象和边疆治理绩效的质疑。
1703140538
1703140540
四、经济安全
1703140541
1703140542
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时期国家保持其经济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抵抗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它包含着战略资源安全、经济结构安全、对外贸易安全、经济秩序安全等多种复合性安全因素。国家经济安全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进行考查的，相比而言，边疆经济安全更为独特，也更为纯粹，它更多地体现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抵御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国家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30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族层之间的分化差距日趋拉大，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推进，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明显。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的区域聚集，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核心地区不断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积累过程，而具有区位劣势的边疆地区不断损失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过程。国家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使得当前边疆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边疆成为了国家贫困地带的集中之地。
1703140543
1703140544
在最新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全国贫困县名单中，仅就边疆云南而言，边境沿线25个县市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就有15个。很多沿边县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低于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如澜沧县（596元）、贡山县（688元）、福贡县（693元）、西盟县（762元）、绿春县（798元）。[12]云南边境线的贫困现状可谓当前边疆地区贫困的典型。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边疆地区不但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而且还呈现出了严重的城乡分化和社会分化。“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13]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考查的话，云南17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总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54，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为0.4618，至于玉溪市通海县回族，其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0.6418。[14]边疆地区经济贫困和社会严重分化的现实，使得边疆民众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都十分低下，并且成为了引爆边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源头。跨境走私、拐卖妇女、艾滋病的流行、宗教渗透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边疆经济发展困境和边疆民众生活困苦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1703140545
1703140547
五、文化安全
1703140548
1703140549
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国家文化，是国家良序运转的软件系统，也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对于国家向力心和凝聚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之间博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更体现为国家文化的较量。因此，建构国家文化安全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屹立和胜出的一个基本条件。所谓文化安全，它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文化系统免于内部和外部文化力量的侵蚀、解构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并能确保国民对国家建构的文化保持高度的认同。[15]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体现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安全、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核心的国族文化安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安全。我国的国家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甚至创造过万邦来朝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关起门来谋发展”，闭塞的环境使得我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的问题并不太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文化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文化力量格局不断重组，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开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16]当前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冲击的主要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文化的侵蚀，民族分裂文化对国族文化的解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对社会和谐文化的冲击。具体到边疆文化安全，首先，边疆政治文化安全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以边疆作为西方文化“无声的较量”和“不战而胜”的重要战场，大肆展开文化渗透；另一方面，我国边疆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养相对来说比较欠缺一些，没有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驱动力，又相对缺乏理性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能力。其次，边疆国族文化建构压力。当前边疆地区活跃着的文化分裂主义极端强调民族原始身份特征而鼓噪民族文化的排外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操纵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仇恨，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建构造成了很大的妨碍。最后是社会和谐文化建构压力。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网络文化逐渐普及，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各种腐朽和反动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不已，也侵扰到了原本宁静而淳朴的边疆地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1703140550
1703140552
六、社会安全
1703140553
1703140554
社会安全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部分。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边疆地区也逐渐步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影响边疆稳定、人民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我国边疆社会安全问题的类型十分丰富，既包括跨境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又包括跨境流动引发的社会管理压力问题；既包括社会分化过度引发的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阻滞的问题，又包括民众权利受损进行非规范化权利救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既包括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民众恐慌问题，又包括极端暴力恐怖事件引发的民众流血与社会恐慌问题等。
1703140555
1703140556
当前在我国边疆社会安全的问题体系中，具有全局性、严重性和深远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703140557
1703140558
其一，是社会矛盾及其引发的群体性“底层抗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行进之中，却尚未能建构起完善而系统的权力制衡体系，尤其在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反制政治权力方面乏善可陈。而我国边疆地区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模式又决定了政府在地方赶超式跨越式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功能的宏大和权力制衡的欠缺使得权力之恶的内在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彰显，政府在经济理性驱动之下频频与民争利。边疆公共服务的单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化和碎片化，无形中又放大了民众利益受损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当前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权利救济的制度和民众法治意识的缺失或淡薄，社会民众往往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底层抗争，抵抗政府对民众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吞噬，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逐渐走高的趋势，参与人数及发生规模相对以往都有所扩大，对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703140559
1703140560
其二，是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在边疆地区频频制造的严重暴力犯罪流血事件及因此产生社会风险“扩散效应”的问题。在边疆地区，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互为表里、狼狈为奸，不仅对所在地区的地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民族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17]近期以来，“三股势力”不断分进合流，在边疆地区大肆制造各种严重的暴力恐怖流血事件，给边疆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在现代通讯和媒体的扩散和放大之下，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尤其是2013年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事件和2014年昆明的“3·01”暴力恐怖事件，彰显着极端暴力恐怖势力已经外溢出南疆，开始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和民族团结示范区域蔓延的危险态势。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可能会出现的低龄化、妇女化人弹袭击的趋势，要对“三股势力”策划的恐怖活动引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以及东部和沿海发达人口集中区的发展态势给予高度关注，并且，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尤其要注意恐怖分子谋求核材料、生化武器的可能。[18]
1703140561
1703140562
1703140563
1703140564
1703140566
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
1703140567
1703140568
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存着同源同种的历史、声气相通的传统、生活习俗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共通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及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边疆地区固有的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不断推陈出新地大举进行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认同安全和政治认同安全，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总体安全建构的一大妨害。我国的边疆治理和边疆防御必须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1703140569
1703140571
一、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
1703140572
1703140573
在当今世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组合而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国家之间的博弈与角力、竞争与对抗却依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国际常态，并且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竞技，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间“有形的争锋”，而更加体现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无声的较量”。边疆作为国家地理空间的边缘性部分，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和文化较量的前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技，控制与反制在边疆地区也就凸显得更为淋漓和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逐渐显现，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忧惧中国的崛起挑战和妨害其既得利益，往往一以贯之地对我国边疆地区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宗教渗透，试图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边疆稳定。自从21世纪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利用我国宗教文化全面复兴的契机，开展所谓的“松土工程”、“撒种计划”，进行各式各样的宗教渗透活动。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通过偷运书刊、制作音像制品、举办地下讲经点等传统手法，以及鼓动和策反边疆民众出国留学、经商、朝觐等新型手法，恣意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渗透与搅局。
1703140574
1703140575
在新疆境外，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设立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英国BBC”等八个主要电台、120多个频点，用维吾尔语全天候、长时段地对新疆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动宣传；境外“三股势力”也日趋猖獗和活跃，他们在境外组织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乌孜别克、汉、英等语言创制的25种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印刷了百余种宣传“圣战”和煽动民族分裂的手册，并建立了“沙特吉达电台”等五个广播电台和维吾尔语播音室，每天针对新疆进行反动宣传。2004年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查处和打击的非法宗教活动数量、参与人数、规模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2005—2006年新疆全区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万余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多盘，鼓吹民族分裂、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多份。[19]2007年上半年，新疆喀什市共查获非法宗教书刊1000余本，非法光盘29张；和田地区共查获非法宗教音像制品6500余张（盒），非法宗教书刊近10000本，查获非法印有宗教图案的日用品竟然高达30000多件。[20]在云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涉嫌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组织就多达80多个，其中，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为恶劣的一些分裂组织包括“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等。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入境“传教”和境外“交流”之外，还特别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通过高功率、高覆盖面的广播、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工具进行“空中布道”。仅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目前能收听到的境外所谓的“基督福音”广播电台就多达20余个，而且往往采取长时间、大功率、广覆盖的方式，用英语、汉语及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例如，早年在怒江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摩尔斯父子，最近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傈僳语的福音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八点用地道的怒江州福贡地区傈僳语准时开播，怒江州许多信徒每晚准时收听福音广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又如，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在泰国北部清迈还设有佤语、拉祜语“福音”广播电台，并在靠近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外设有多个转播站，重点针对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的沿边少数民族进行宗教宣传。[21]
1703140576
1703140577
当前境外的敌对势力，以“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为口号，在宗教外衣神圣性的掩护下，干的却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构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挤压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勾当，他们针对边疆民众发动的一场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带有明显的分裂国家的恶意性、仇视政府的反动性和极端文化的排他性。比如，新疆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就极力宣扬宗教至上论，鼓吹除了安拉什么都不能信，并以安拉的名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号召“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法来反对现行法律和人民政权，主张只有建立在“安拉意愿”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他们以安拉的名义来排斥一切，把信奉安拉和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纪置于水火不容之境地，认为既信安拉又跟着共产党走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是“叛教者”、“卡菲尔”；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和赤裸裸的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叫嚣要“把祖国从异教徒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创建一个符合伊斯兰的组织和国家”。他们公开叫嚷着不承认现政府及其法律，“要打倒异教徒”，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22]境内外敌对势力联手炮制的宗教渗透，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以精细化的渗透计划和隐蔽化的渗透手法，极具目的性地针对我国边疆地区部分生活欠佳寻求关怀的弱势群体、价值迷茫寻求慰藉的空虚群体、孤独索居寻求归属的寂寞群体，大肆地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地影响到了边疆民众的政权取向和政党取向，尖锐地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此外，境内外的极端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势力还号召“圣战”，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频频炮制各种暴恐事件，彰显其存在感，不但严重地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在现代传媒的扩散与放大之下，导致了社会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和安全焦虑。
1703140578
1703140580
二、宗教渗透与边疆安全风险
1703140581
1703140582
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开展的宗教渗透活动，欲图与我国争夺信教群众思想高地，销蚀我国的国家内聚力和向心力，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在客观上催生了我国诸多的安全风险。
[
上一页 ]
[ :1.7031405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