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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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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存着同源同种的历史、声气相通的传统、生活习俗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共通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及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边疆地区固有的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不断推陈出新地大举进行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认同安全和政治认同安全，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总体安全建构的一大妨害。我国的边疆治理和边疆防御必须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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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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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组合而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国家之间的博弈与角力、竞争与对抗却依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国际常态，并且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竞技，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间“有形的争锋”，而更加体现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无声的较量”。边疆作为国家地理空间的边缘性部分，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和文化较量的前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技，控制与反制在边疆地区也就凸显得更为淋漓和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逐渐显现，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忧惧中国的崛起挑战和妨害其既得利益，往往一以贯之地对我国边疆地区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宗教渗透，试图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边疆稳定。自从21世纪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利用我国宗教文化全面复兴的契机，开展所谓的“松土工程”、“撒种计划”，进行各式各样的宗教渗透活动。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通过偷运书刊、制作音像制品、举办地下讲经点等传统手法，以及鼓动和策反边疆民众出国留学、经商、朝觐等新型手法，恣意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渗透与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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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境外，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设立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英国BBC”等八个主要电台、120多个频点，用维吾尔语全天候、长时段地对新疆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动宣传；境外“三股势力”也日趋猖獗和活跃，他们在境外组织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乌孜别克、汉、英等语言创制的25种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印刷了百余种宣传“圣战”和煽动民族分裂的手册，并建立了“沙特吉达电台”等五个广播电台和维吾尔语播音室，每天针对新疆进行反动宣传。2004年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查处和打击的非法宗教活动数量、参与人数、规模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2005—2006年新疆全区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万余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多盘，鼓吹民族分裂、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多份。[19]2007年上半年，新疆喀什市共查获非法宗教书刊1000余本，非法光盘29张；和田地区共查获非法宗教音像制品6500余张（盒），非法宗教书刊近10000本，查获非法印有宗教图案的日用品竟然高达30000多件。[20]在云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涉嫌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组织就多达80多个，其中，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为恶劣的一些分裂组织包括“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等。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入境“传教”和境外“交流”之外，还特别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通过高功率、高覆盖面的广播、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工具进行“空中布道”。仅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目前能收听到的境外所谓的“基督福音”广播电台就多达20余个，而且往往采取长时间、大功率、广覆盖的方式，用英语、汉语及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例如，早年在怒江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摩尔斯父子，最近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傈僳语的福音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八点用地道的怒江州福贡地区傈僳语准时开播，怒江州许多信徒每晚准时收听福音广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又如，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在泰国北部清迈还设有佤语、拉祜语“福音”广播电台，并在靠近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外设有多个转播站，重点针对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的沿边少数民族进行宗教宣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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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境外的敌对势力，以“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为口号，在宗教外衣神圣性的掩护下，干的却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构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挤压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勾当，他们针对边疆民众发动的一场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带有明显的分裂国家的恶意性、仇视政府的反动性和极端文化的排他性。比如，新疆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就极力宣扬宗教至上论，鼓吹除了安拉什么都不能信，并以安拉的名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号召“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法来反对现行法律和人民政权，主张只有建立在“安拉意愿”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他们以安拉的名义来排斥一切，把信奉安拉和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纪置于水火不容之境地，认为既信安拉又跟着共产党走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是“叛教者”、“卡菲尔”；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和赤裸裸的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叫嚣要“把祖国从异教徒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创建一个符合伊斯兰的组织和国家”。他们公开叫嚷着不承认现政府及其法律，“要打倒异教徒”，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22]境内外敌对势力联手炮制的宗教渗透，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以精细化的渗透计划和隐蔽化的渗透手法，极具目的性地针对我国边疆地区部分生活欠佳寻求关怀的弱势群体、价值迷茫寻求慰藉的空虚群体、孤独索居寻求归属的寂寞群体，大肆地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地影响到了边疆民众的政权取向和政党取向，尖锐地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此外，境内外的极端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势力还号召“圣战”，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频频炮制各种暴恐事件，彰显其存在感，不但严重地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在现代传媒的扩散与放大之下，导致了社会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和安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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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渗透与边疆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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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开展的宗教渗透活动，欲图与我国争夺信教群众思想高地，销蚀我国的国家内聚力和向心力，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在客观上催生了我国诸多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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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弱化国家认同。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23]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就是传统权威的一个祛魅过程，就是要解除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权威身上的忠诚感，将传统意义上的民众蜕变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现代公民[24]，并通过统一的文化政策和公民教育体系模铸一种同质性的国民文化，塑造国民对主权国家政治上的理性信仰和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向边疆地区纵深推进，国家通过民族精英的内部绥靖、行政权力渗透、政治吸纳、民族权益的保障等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不断模铸着边疆地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然而，我国边疆地区由于自身历史传统和地理区位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复合影响，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尚存在多重阻滞。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国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边疆地区开展各种宗教渗透活动，在“宗教排异”的反复宣讲和“民族体征”的不断确认中，一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受到很大的冲击，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不断强化，民族“我者”与“他者”界别意识更是趋于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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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破坏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当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赖以存续的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共同体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因此，建构各个民族共同体、各种政治亚文化群体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理性信仰，就成为建设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也成为降低政治统治和政治交易成本的基本路径，也因此之故，“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5]。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正在逐渐完成由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嬗变，日益强调民众的“同意”或“认同”基础上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如果一国能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26]。而当代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反动势力不断勾结合流展开的宗教渗透，以诋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的清誉、国家治理绩效和主体民族形象为能事，恶意地想象、虚构和编造少数民族的源流史和发展史，为一些极端分裂分子的主张进行理论佐证。比如新疆一些极端分裂势力，就大肆鼓吹“突厥民族至上论”，“汉族侵略论”，“极力歪曲新疆历史，宣扬‘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根本上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为伟大祖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否认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友好往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把民族关系史说成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仇视和不断征战的历史，称汉族是‘殖民者’，‘侵占者’”[27]。这种混淆视听的政治谎言和极端妄语，如果不及时加以狙击和矫正，就会对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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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解构族际整合。我国是一个民族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异质、宗教信仰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国家形态的演进与历史的嬗变中，各个民族渊源共生、交相互动，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族际政治。这种族际政治，既包括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又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同时还包括各个民族与国族之间互动。在我国的族际互动中，各个民族既有合作与协同的一面，又有博弈与竞争一面，更有因为民族文化异质和宗教文化不同而产生抵牾轩格的一面。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的利益较量、文化歧异和权利博弈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族际整合，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之下，借助于各种制度安排和权益保障，在尊重各个民族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模塑统一的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建构并巩固各个民族统一的政治屋顶。我国的族际整合，在“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之下，既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民族政治亚文化的统摄，又注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各种民族文化的涵化和包容，为平等、团结、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境内外敌对势力推动的宗教渗透，却对我国的族际整合造成了严重妨害。首先，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分裂主义沆瀣一气，他们抉隐发微于古籍，牵强附会于现实，编造本民族亘古以来的神话，否认我国各个民族渊源共生的历史，人为制造我国族际关系历史联结纽带的断裂风险。如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所鼓吹的“突厥民族至上论”，“肆意扩大所谓突厥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时空范围及其历史作用，声称突厥民族早在九千多年前就创造了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等等，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地”[28]。其次，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而排斥异民族的民族文化，极力地反对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人为地割裂我国族际文化联结的纽带。如泛突厥主义在文化观念就极端排斥他族文化而鼓吹操突厥语民族的“共同文化论”，臆造出一个由“语言共性”、“文化共性”和“历史共性”的“没有祖国的民族统一体”。再次，境内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多方联手，将宗教的正信正传、正知正觉置之不顾，歪曲宗教教义，亵渎宗教本义，蒙骗和裹挟信教民众，挑拨民族不满情绪，不断地强化族际分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社会暴乱，推动各种极端势力与政府之间集体性和政治性对抗，鼓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试图造成我国族际关系社会联结纽带的断裂。这些由宗教渗透发酵而引发的极端民族宗教事件通过“小题大做”，造谣中伤等手段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吸引各种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参加，将理性的攻击目标和非理性的情绪鼓噪结合在一起，通过制造高强度的恐惧和愤怒升级的激进性行动，肆意制造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并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中彰显自己的民族存在感和色彩感，误导各种社会群体关于他民族的污名化的“民族想象”，从而达到离间民族关系，激发民族仇恨，分裂国家疆域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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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同政治视域下的宗教安全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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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已经成为诱发我国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渊薮，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宗教渗透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管理的宗教工作队伍和具有宗教德识、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在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对境内外宗教势力的恶意渗透予以迎头痛击。不过，追根溯源，宗教渗透与反渗透，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见硝烟的“认同争夺”，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宗教形式外化出来的“诸神之战”。因此，我国宗教渗透与反渗透，归根结蒂，就是“认同政治”的建构问题。所谓“认同政治”，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寻求自身合法性，从而有意识地运用国家力量来建构、维持、强化或重构社会成员认同感的政治。它是多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认同建构（建设）来整合社会资源、追加合法性及寻求支持的政治实践。[29]就宗教反渗透而言，当前我国认同建构的政治实践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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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当前境内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利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生存境遇欠佳而引致国家认同的模糊性、选择性和易碎性的问题，以宗教认同为武器，为我国边疆民众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提供虚妄的心灵皈依和改变期许，诱导边疆民众淡化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境内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清晰的目标指向决定了宗教渗透与反渗透这场“无声的较量”，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矫正一些边疆民众将宗教认同（也包括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不良趋向，实现国家认同在民众自身认同序列中的优先地位和至高地位。而国家认同相对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优先地位，又是以民族自我权益的增长和福祉提升为前提的。在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在这个复杂结构中的交往关系和交往过程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构成了这个世界政治关怀的核心。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感悟，构成了现代民族生活的基本内涵，构成了现代民族认同的标准和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追求自我生存与发展、张扬自我个性特征的现代民族运动的思想渊源和行为动力”[30]。因此，当前我们要确保国家认同相对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压倒性优势，就必须在国家层面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切实保障边疆民众的权益，保证国家发展的成果由各个民族、各个族层的民众共享，体现出民众福祉的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同步性。这是我们狙击境外宗教渗透的基石，也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石，如果没有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均衡发展，如果没有边疆民众权益和福祉的稳步增长，这场国家认同保卫战中胜利的天平很难向我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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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政治认同的模铸。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具有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的恶意性、丑化我国执政党形象的蓄意性和诋毁国家政治绩效的险恶性，境外宗教渗透中掺杂的政治目的决定了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政治认同建构。首先是政治制度认同的建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31]如果边疆民众能够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产生深层次的认同，不但会极大地降低边疆治理的政治成本，而且也会成为抵挡境外宗教渗透的坚固堤坝。因此，当前我们应着重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的权利，提升其幸福指数，在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宗教势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建构边疆民众对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的信仰。其次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最为根本的依托和理据，我们抵御境外的宗教渗透必须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能够为各个民族所认同、所接受，成为边疆广大民众内在的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并自觉内化为民众的行动指南和目标追求。最后是政府形象认同的建构。在当代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运行逻辑与民众的政治认同是密切攸关的，政府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认同的外显和表征。因此，在边疆民众政治认同的建构中，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和形象重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谓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即地方政府行使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外，要更多地凸显公共服务职能之重要地位，并通过拓展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构社会压力释放阀，解决边疆民族政治输入的困境，从而化解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而地方政府的形象重塑则主要是指政府美誉度提升问题，它一方面要求我们革新传统政府文化的等靠要思想，预防权力消极不作为；又要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公域与私域之分，合理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异化与失范，实现政府文化由人治文化向规制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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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国民认同体系的建构中，如果说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体系的顶层设计，那么文化认同则可以称之为国民认同体系的底层依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构成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两大支柱。就我国的国家演进和文化认同而言，我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个民族在相互的接触、互动和交流中，相互包容、吸纳和涵化，最终在当代演化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中华文化，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总体安全重要的文化屏障。多年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尤其以“三股势力”为代表，为了瓦解我国边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地蛊惑人心，炮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人为地渲染和扩大我国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和差异化，刺激和煽动民族身份意识的凸显和界别意识的尖锐，妄图割断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消解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以达到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面对当前边疆地区我国传统中华文化的侵蚀压力与解构危机，我国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即通过对传统优良文化的继承，现代公民文化的弘扬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灵安顿之地。当代中华文化认同建构，并不是要抹煞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实现多元文化间相互尊重、宽容、理解、接纳和学习，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而不同的动态和谐。中华文化的认同建构，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单纯地寻求中华文化共性认同，也不意味着将文化认同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对本群体、本民族文化的单向认同。它应超越本己文化，从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中，开阔视野，寻求各种文化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更高层次的更新与整合，寻求具有豁达的胸怀及多元文化的问题解决方式，最终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各个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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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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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丰厚的人力资源和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潜在的超级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冠绝天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使得这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从潜隐走向了崛起。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建构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主张国家利益的诉求引起了西方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的疑惧，在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国家利益的博弈下，境外一些国家在战略层面不断挤压和侵蚀中国的利益空间，在战术层面以边疆问题为抓手不断迟滞和掣肘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传统边疆安全问题的类型更趋多样，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安全压力也不断放大和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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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变迁与边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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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迁。为了抢占苏联解体形成的“地缘政治黑洞”，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纷纷调整其亚太战略，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随着国家军事安全威胁压力的舒缓，也相继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比如，越南调整了其对外政策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柬埔寨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政治解决。这就使得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面临的苏联南下、越南对外扩张的直接威胁大大缓解了。在此背景下，当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安全政策，关注“威胁”来自何方时，其目光不仅对准谋求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而且也注意到了作为政治大国而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32]尤其是20世纪末期，经过崛起前的长期准备阶段之后，中国已经步入了崛起的起飞阶段。中国的崛起抬升了西方体系之外的世界版图的地位，使得世界结构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冷战中一度严重失衡的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趋于削弱。然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之后的道路选择问题日益忧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发展将会挑战既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与既有的大国争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权、支配权和影响力，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大国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和冲突。在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和必然之事实后，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关于中国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模式，大体而言，可以分为遏制、接触、平衡、合作四种类型。其中，对中国崛起构成地缘政治障碍的主要是遏制和平衡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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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欧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一如既往地沿用其两手策略，即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亲密接触”，以求经济上搭中国崛起的“增长快车”，在政治上试图把中国逐步融入美欧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诱使中国“西方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做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另一方面，美欧又要继续“防范”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要防范中国的后来居上，避免中国挤占美国及西方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在政治上更是要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即“北京共识”）影响的辐射和扩大，在安全上则要加强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此外，他们还有意识地针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战略布局。“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沿中国边界线从西往南再转而向东的、半月状弧形地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与北亚的蒙古，美欧都将采取以拉、诱为主的策略，阻止其进一步靠拢中国，最少要促使其在中国与美欧之间保持中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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