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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跨境犯罪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地区传统道德的软性约束力度有所淡化，法治的信仰和约束机制又尚未完全建构，再加上边疆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质，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逐渐走向了高发。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主要包括走私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跨境赌博问题，以及相关跨境暴力事件等。这些跨境犯罪问题，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阻碍了边疆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影响了民族关系，是妨碍当前边疆和谐与安全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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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跨境流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深度融入世界，我国边疆地区已经不仅仅是我国的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塞，而且还日益成长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疆独特的地缘特质和国家的开放流动使得我国边疆地区的民众跨境流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边民跨境婚姻、跨国务工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正常流动的社会因素，又存在一些影响边疆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比如，在跨境婚姻方面，边民往往寻求传统和习俗的认可，而不谋求法律的同意，导致了我国边疆地区的非法婚姻、非法生育、非法居留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但挑战了既有社会管理秩序而且还存在很多社会安全隐患。在跨境务工方面，中缅、中越边境不少民众没有办理进出入境许可证，没有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给边境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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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利益的凸显与海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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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海陆兼备的地缘属性使得中国具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潜质，也决定了中国不得不承受地缘政治“战略上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的易受伤害性”[38]。我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的农陆文明国家，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内陆的生产和流通。中原农耕区域既不存在来自海洋的外敌威胁，自身又无拓展海上贸易的内在驱动。这就导致了中国王朝国家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取向。然而，建立在王朝国家封闭性演进历史中的地缘战略取向在世界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受到严峻的挑战。西方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大扩张。古老的中国被远洋而来的西方殖民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及至晚清时期，北方俄国虎视眈眈，东南沿海列强压境，中华文明的存续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陆疆和海疆的严峻危机，清朝朝廷上出现“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之争。最终，腐朽的清王朝试图以陆为主，海陆兼顾，但毕竟国力衰微，心有余而力不足，终至海陆双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海疆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了我国的海岸、海洋岛屿、内水、领海与我国的陆地国土、陆地边疆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82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成为公约缔约国。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了中国海洋权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然在理念层面上逐渐注意到了海洋权益维护的问题，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国家治理重心和对外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地缘战略取向依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陆轻海”的倾向，在实践层面上，我们海洋权益的维护、保障与拓展依然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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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对海疆问题疏于经营和管控，使得当前我国海疆维权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其复杂性体现在我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八个海域毗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与我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日本不断强化我钓鱼岛的军事存在，菲律宾国会通过专项法案将我黄岩岛等部分岛礁划入菲领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我南沙弹丸礁宣示主权，越南政府抗议我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周边的一些国家，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侵占我海疆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日本、菲律宾等国还极力推动钓鱼岛问题和南沙问题国际化，引入美国势力制衡中国，一度导致了中国的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十分紧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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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权问题的严峻性体现在当前我国海洋权益的流失与海洋边疆的挤压在很大程度上逼仄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空间，也影响了我国的国际战略通道的顺畅，其中给中国海权扩张和国家安全造成最明显掣肘的就是岛链锁闭和马六甲困局。就岛链锁闭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有三条岛链：第一岛链由可拉斯加、加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等地的基地和驻军组成；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组成；第三岛链主要由美军的夏威夷群岛的基地群组成。美国的三条岛链，相互依托，递次进击，其攻击范围几乎覆盖了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严重地压缩了我国海洋防御纵深。因此，能否掌握第一岛链的内海制海权和第二岛链的海域战役制海权，是关系到我国大国崛起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就马六甲困局而言，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国南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狭长水道，与大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共同成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吞吐量极大，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约5万多艘，其中近六成都是中国船只，涉及到了中国80%的石油进口。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控制了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40]然而，就是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能源安全线，我国几乎毫无控制能力，并且迄今为止也尚未能找寻到破解马六甲困局或替代马六甲海峡的良方。可以说，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彰显了中国海权防卫的短板，也潜藏着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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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海洋利益被侵蚀，海洋边疆被挤压的严峻复杂局面已成为掣肘中国崛起的一大桎梏。对于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大国崛起而言，没有海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也将失去支撑。美国海权研究先驱者马汉就曾经分析过，“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定，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41]可以说，大国崛起的理想图景离不开海权的支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海陆兼备而又长期疏于海权经营的大国而言，海权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能源安全问题，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应该致力于中国海权的“补课”，切实维护和建构中国的海权，这是当代中国崛起迫切而必然的要求。正如美国海军上校、中国海军问题专家戴维·穆勒分析的，当代中国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领土统一均提出了对海权的需求。经济的现代化依赖于能源和对外贸易，直接导致国家对专属经济区（能源）和一支大型商船的需求，而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领土统一需要使用海军力量。在未来，海权将是中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的首要手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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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边疆的拓展与建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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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建构的产物，更是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具有不同的内涵。现实中的边疆概念总是在适应国家治理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调整和再构建的过程。随着国家利益的多元化，边疆的内涵也更丰富，边疆的类型也更加多元。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征服世界的能力与日俱进，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边疆之间的争夺也更趋激烈。在传统的陆疆角力之外，各种新型的硬边疆形态之间的竞争不断涌现，如海疆、空疆、底土边疆等等。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扩散推动，各种软边疆形态不断被创造并被诸多国家施诸于国家战略，利益边疆就是软边疆的典型代表。利益边疆的出现乃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外溢出领土疆域的一个必然产物。“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突破民族国家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分界线进行跨越国界的流动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世界各国为了获得发展机遇和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程度不同地主动适应全球化”[43]，由此导致了国家的利益范围以国家疆域为基点，向外围辐射，最终形成了与领土边界交错而不完全重合的新型边疆——利益边疆。利益边疆概念因为深刻而形象地描绘了国家利益外溢的客观现实，并深度吻合国家本土安全的维护并不能满足硬边疆建构的政治发展态势，因此，利益边疆概念被西方政界和学界迅速接受。利益边疆在创制之初，虽然带有美国欲图领导世界的政治野心，但作为一个大国而言，利益边疆的存在，却是不争之事实。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民族复兴中崛起的大国，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的增长使得我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也越来越融入世界，发展的外部性特征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投资、商贸、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的海外活动越来越频繁，居留海外人数大幅攀升；从海外进口的能源和战略性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多，资源供给地和运输线的影响日渐突出；军事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的外部影响越来越突出，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制于境外因素”[44]。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崛起将中国的利益边疆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了，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战略与时俱进地进行调适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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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中国利益边疆的建构，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层面，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一些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对利益边疆采取怀疑、否定，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毕竟，利益边疆概念的形成与使用，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利益边疆的抛出，本身都带有美国主导世界的政治野心和霸权图谋。因此，利益边疆的当代运用，不免使人联想起大国争霸甚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划分势力范围的霸权行径。在实践层面，中国利益边疆的划定，必然会引起既有世界政治格局中主导性大国和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疑虑。在相关军队专家学者对中国的利益边疆展开论证的过程中，西方和周边一些国家就对中国利益边疆的研究与展望抱有十分警觉的态度，认为中国利益边疆的划定包藏着“中国威胁”和“战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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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中国的利益边疆在现实层面的不断显现，我们并不能因为当前我国利益边疆的建构存在一定的困境而采取避而不谈的“鸵鸟态度”，这不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所应具有器度，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边疆日益凸显并放大的客观现实。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交融与竞争，一个国家将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运用于国家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乃至于全球利益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全球战略乃至太空战略都折射出利益边疆的影子。这一点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战略中，都有突出的体现，甚至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蕞尔小国都试图建构自己的利益边疆。[45]因此，在利益边疆已经逐渐凸显并被诸多国家所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斥或忽略中国既有利益边疆之事实。中国利益边疆存在并将随着中国的崛起不断外拓决定了我们必须建构中国的利益边疆，并动用国家力量予以保障和维护，但是中国的利益边疆，不管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划定，都要注意对利益边疆原初所具有的霸权色彩和强权意味的祛魅。当前中国所建构的利益边疆，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宏大背景建构的利益边疆，它与中国传统的对外战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会产生冲突。我们所认定的利益边疆强调的是空间的利益性、边界的模糊性、权利的交互性和利益的交融性。这也就是说当前我们要建构的利益边疆，是在正视国家利益边疆交错性的事实上，承认国家利益边疆可能存在博弈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追求国家利益交融的共享、共构与共赢的利益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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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五节 在治理中实现边疆的主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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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不断凸显并加速推进的大潮中，古老的中国借着改革开放之势迅速腾飞。在中国崛起和腾飞的过程中，很多传统国家时期未曾遭遇过的边疆安全问题不断地涌现，并与边疆传统的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困扰和影响着边疆的安定与团结。边疆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使得边疆安全的建构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必须予以直面并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能够调动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主动建构边疆安全的意识和实现边疆主动安全的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逐渐纳入国家治理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传统边疆安全建构的不足，完善边疆架构，推动边疆安全建构的深化，正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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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发展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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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贫困与人民生活的困苦是边疆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衍生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定位都是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塞，拱卫核心区域的安全乃是边疆地区一个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而要拱卫核心区域的安全，边疆地区首先要保持自身的稳定。因此，统治阶层向来将边疆稳定看作边疆治理中的重中之重的任务，至于边疆区域的发展则退守为次一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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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边疆治理中重稳定而轻发展，其内在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边疆地缘特质的原因，也受到历史缘由、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华文明长期演变的历史中，边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诸多限制，历史上经济建设长期滞后。同时又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边疆政权与中原政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政治张力。王朝国家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倾向于维持边疆稳定而非发展。正如乾隆皇帝在论及西藏开发时所说：“西藏乃极边之地，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46]而清人孙士毅说得更为直白：“边氓之气宜静不宜动，此等番民羁縻之足矣，招募垦田，患有不可言者。”[47]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清朝出现了牺牲边疆发展而追求边疆稳定的封闭政策。[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难以通约，周边国家与我国关系相对紧张，边疆地区军事要塞的地位十分凸显，国家从备战的角度出发，投入边疆地区的建设资源很是欠缺。长期以来，我国的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疆地区，都与周边国家处于紧张状态或对峙之中，在这些地方国家不但放缓了甚至暂停了经济社会开发建设，而且大量军队的驻扎也进一步消耗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开发的资源。[49]再加上受制于国家实力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面貌并未得到脱胎换骨似的改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充分把握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采取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的超车道中一路高歌。然而，在国家总体实力迅急增长的同时，现代化资源配置中马太效应逐渐凸显，资本向中心区域聚集的天然倾向使得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加大。与此同时，在现代化浪潮沛不可挡的冲击之下，边疆社会又承受着社会转型的阵痛，进入了矛盾多发期。边疆传统社会所孕育的总体性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中逐渐解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边疆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日趋凸显，原初被压制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迅速觉醒，因为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利益分裂、情绪碰撞和矛盾对立成为边疆社会普遍的常态。改革的辉煌与转型的阵痛，传统的扬弃与信仰的迷茫，逐利的驱动与越轨的躁动，成为我国边疆压缩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当前我国边疆尚未建构完善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和制度化的社会不良情绪宣泄渠道，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不良情绪不断滋生和累积，并通过各种难以预知的触发性事件爆发出来。这种社会矛盾事件往往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稳定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成为了悬在边疆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对于社会稳定地方政府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把社会稳定当作边疆治理的头等大事，严阵以待，至于边疆发展，则成为了一件大可从长计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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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疆治理在长期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重视稳定而淡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永恒的合理性。随着时代的演进和边疆情境的发展，传统边疆治理固有的稳定取向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凸显。边疆地区欠发达已经成为国家崛起的掣肘，边疆传统安全建构的短板，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渊薮。就国家崛起而言，边疆地区的欠发达，成为了迟滞中国整体性发展的一个重大负面因素，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不断拉大的差距使得国家面临区域一体化的危机，削弱了国家发展的能力，而且边疆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致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发展差距的想象，影响中国的民族和谐和国族建构。就边疆传统安全而言，不管是军事安全，还是政治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最为根本的依托。如果失去了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建设的支持，边疆地区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建构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石，必然是孱弱无力的。就边疆的非传统安全而言，当前边疆地区的欠发达已经成了诱发边疆非传统安全的源头。对于边疆社会而言，边疆地区的认同安全、跨境犯罪、跨境流动、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等，都与边疆一些民众长期以来生存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境外势力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欠发达和公共服务的薄弱化成为境外国家制衡中国崛起，扰乱边疆安定的绝妙抓手。境外势力开展的宗教渗透和认同争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民心的争夺”，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而迫切希望改观生存状况的要求，为境外的反华活动提供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边疆治理稳定取向的负面效应已经充分显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完成边疆治理稳定取向的调适和转换，在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建构中更加凸显出边疆发展的重要意义。边疆发展的强调与凸显，并不是要淡化边疆稳定的内在价值。只要当今世界一日没有实现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和老子所谓的“天下大同”，边疆稳定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毕竟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边疆发展之于边疆安全的意义就在于边疆发展是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根基。只有实现了边疆发展，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建构才会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更何况，在中国由国家建设时期走向国家发展时期的当下，大国崛起和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推动边疆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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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化解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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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发生了种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化。在国家日益开放和社会深刻变迁的过程中，我国边疆地区不断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现代社会的军事安全风险、政治安全风险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在边疆压缩跨越型发展过程中奇特地叠加复合在一起，使得我国边疆社会正在日益蜕变成一个风险社会。随着边疆风险社会的特质不断凸显，各种边疆安全风险以其难以预知的形态和不确定的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社会紧张和潜在压力，并且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和信息的高速流通，一些边疆社会风险（如暴恐事件）又产生了强大的扩散效应，甚至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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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边疆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应对机制是一种撞击—反应式应对模式，即当边疆安全问题产生之后并对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撞击”并造成较大妨害之后，政治权力对此作出回应并介入其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传统边疆安全的建构模式，重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预防，往往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其内在短板和不足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减少和降低边疆安全问题对边疆社会造成的伤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将边疆的被动安全转变为主动安全。而边疆的主动安全，其核心就在于形成安全风险的预防意识和培养安全风险预判能力，并通过建立安全风险的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最大可能地实现对各种安全风险的主动规避。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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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树立边疆风险意识。就当代边疆安全风险而言，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传统安全问题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临界点，比较容易把握一些；而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也有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但是它的爆发临界点却难以预知。这就要求我们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过程中，要具有敏感的风险意识，要具有防微杜渐、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下，我国边疆的安全场域（如地缘安全场域、利益安全场域和社会心理安全场域）不断发生着变迁，各种风险的产生与凸显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的危害性，就必须建立边疆风险的化解机制，包括社会稳定预警机制、民族矛盾调控机制等，及时发现矛盾问题，从源头上主动解决问题、减少矛盾，不断增强边疆治理的前瞻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新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边疆安全问题的产生与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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