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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虽然只是边疆省份的节度使之乱，但它却引发了唐帝国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王朝国家的瓦解。在西方，庞大的古罗马帝国的衰败，与边疆的丧失直接相关。“在它的政治生命晚期，边疆急剧萎缩，边界大规模地倒退回原始状态，直至只剩下一个孤单的城堡”[35]，最终被彻底摧毁。而“在英帝国的世界里，边疆就是它苦心经营的殖民地”[36]。由于各种原因丧失殖民地这个海外边疆后，退回本土的英国终于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苏联的解体与边疆问题紧密地连在一起。联邦国家解体导火索是边疆民族分裂主义对联邦的直接威胁。苏联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始发于其西部边疆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继而引发了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其南部地区的南高加索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另一个热点地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中亚五国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极其泛滥，纷纷通过国家独立宣言，宣布为主权国家。苏联民族分裂主义的严重影响还表现在许多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的分裂主义膨胀，它们纷纷要求民族独立自决。苏联边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最终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民族分离大潮，从而导致联邦国家的最终解体。[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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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边疆动荡或崩塌导致国家衰亡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概括出边疆动荡或崩塌影响国家发展的几种情况[38]：一是边疆动荡或危机引爆国内矛盾，造成国家动荡；二是边疆的丧失、被蚕食或分裂，导致国家的衰弱或分裂；三是边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与国家的制度不一致，引发边疆与核心区之间的矛盾；四是边疆萎缩导致重要资源地的丧失，削弱国家的发展能力；五是边疆危机导致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影响国家的发展。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影响，直至国家最终分裂乃至衰亡。边疆矛盾激化或崩塌会导致国家衰亡的事实，不仅从反面说明边疆治理失败对于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从正面说明有效的边疆治理对于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只有得到有效治理的边疆、巩固而稳定的边疆，才能对国家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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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争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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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边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前现代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边疆。这些国家或者努力拓展国家的边疆，竭力扩大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或者占据战略要冲，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竞争对手国的边疆拓展行为进行限制、设置障碍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但是，国家边疆争夺和边疆治理效果受限于国家实力和治理水平。“有的国家有实力有条件拓展国家的边疆，有的国家则在边疆拓展和维护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望疆域兴叹。”[39]然而，即使是后一种情形，也丝毫没有减弱这些国家争夺边疆、开拓边疆的冲动和诉求，拓展边疆、争夺边疆，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理性选择。历史上，国家拓展自己的疆域，扩大国家边疆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些国家往往采取先占、添附、征服、交易、割让、租借、委任统治等形式确立势力范围，这些形式由于经常性被使用而被视为典型的领土变更方式和边疆拓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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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形成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边疆争夺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所不同的是，国家边疆争夺形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权国家形成之前，古代国家这一模糊的面目表现为只有边陲而没有边界。[40]国家的边陲（frontier）就是国家控制力弱到消于无形的地带。边陲难以说清属于哪个国家，地理位置也不确定，边陲随着一个国家势力的消长而变化。前现代国家并不是边界闭合国家，而是空间伸缩国家，国家边界以及权力随着实力消长而相应伸缩，人们只会承认某个权力占有某个国家的事实，但没有人承认国家拥有主权的政治权力。因此，前现代国家无论是帝国，还是城邦或是封建诸侯，都是“权力国家”而非“主权国家”，都是“事实国家”而非“法理国家”。[41]在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出现之前，边疆问题是国内社会问题。边疆治理主要是国内政治，边疆治理解决的是国内矛盾，国家间边疆争夺既没有，也不可能像主权（民族）国家时代那样激烈。然而，主权国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争夺的内容、形式和原有状态。主权国家形成后，国家主权和领土具有了法理意义。主权的确立势必促成国家在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上、管理上的空前发展。主权使一个国家有充分的合法性和积极性去最大限度地维护和管理作为永久合法排他性财产的国家。因此，主权国家必定强化内政、国防。一方面，主权国家发明并且发展了全民利益一致和全民所承认的整体利益，即所谓国家利益。然而，地球并不算宽广，地球上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以及可利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主权国家这一事实和原则注定了国家发展的无限性。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必然会引起各个国家在发展中，边疆意识逐渐觉醒并努力拓展自己的边疆，因而导致边疆争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主权国家形成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今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意图和目标与其说是为了遏制中国，不如说是既为了遏制中国，又为了未雨绸缪，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和影响，以巩固美国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边疆争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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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边疆争夺的形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原来被广泛使用的边疆争夺、领土变更和拓展边疆的方式受到遏制，而那些曾经失去领土的国家，也纷纷将夺回被占领土作为维护和拓展边疆的手段。于是，在确认利益边疆的基础上，凭借国家的军事实力控制国际公共地理空间，将其确立为战略边疆，成为边疆拓展的新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出现这些新变化，主要是因为：第一，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占领和殖民方式建立殖民地边疆的边疆争夺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反对；第二，在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建立了民族国家。在国家主权受到尊重的同时，领土也受到重视，并且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二战”以后，传统的边疆争夺和边疆战争方式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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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边疆争夺，实质上就是一场战争，即国家间的边疆战争。”[42]尽管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都是一种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集体行为，是国家或其他组织之间解决争端的一种形式。此外，战争一词的含义也被引申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性冲突中，当前所谓的“石油战争”、“能源战争”、“货币战争”等概念，就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讲的。国家间的边疆争夺，不仅是表现为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边疆地区的领土或疆域的集体冲突，而且表现为卷入争端的国家常常直接使用军事手段，或者直接引爆一定规模的战争，形成炮火连天的军事对抗，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形成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高压态势，致使战争一触即发。这些冲突和战争都以维护拓展国家的边疆，或维护和获得对某个边疆地区的控制为目的。今天国家间的边疆战争，不仅直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且大量使用具有极大破坏力的高科技军事武器。同时，边疆战争在新的“合纵连横”形势下进行，往往是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卷入边疆战争，从而使边疆战争更加激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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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边疆战争是已经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战争，不仅表现形式多样，而且争夺的对象也有差异。如果说传统的边疆战争争夺的对象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对土地的争夺，那么，今天的边疆战争的争夺对象和范围则大大扩大了，既有领土之争（如岛屿的争夺、资源地的争夺等），又有对太空的争夺、利益边疆的争夺、战略边疆的争夺和信息边疆的争夺。其中，随着边疆在国家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对战略边疆的争夺尤为突出和激烈。战略边疆的争夺或通过对战略要冲（包括航道、运河、能源供应地、水源地）的控制，以获得战略上的优势，或通过对某些国家形成围困之势，以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实现本国的重大利益。边疆争夺、边疆战争必然会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际秩序造成深刻影响，甚至会改变现行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实际上，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无论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还是国际秩序的变化，不仅与相关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改变的密切关联，甚至是相关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改变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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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地缘政治理论及相应的分析范式建立以来，地区内的边疆争夺都给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从国际关系来看，国际秩序往往以大国和大的国家集团为基础。大国之间或以大国为背景的边疆争夺，必然会对国际秩序造成深刻影响，甚至导致国际秩序的调整。事实上，现今的某些日益凸显的边疆争夺，就表明或预示着国际秩序的调整或重新构建。因此，尽管边疆是在国家治理中构建起来的，但是边疆形成以后就对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产生着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国际秩序的调整，都必须更加重视边疆因素。只要民族国家是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边疆争夺就是国家利益争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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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边疆争夺和开拓边疆比以往更为激烈。这是因为，国家或地缘（集团）政治和民族文化一直是且仍将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基本条件预制，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政治共识和多元文化的对话以及沟通，冷战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更不意味着福山所断言的那种“历史的终结”[43]。国家或地缘政治的分歧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仍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基本的限制性因素。因此，总体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完备意义上的全球化，尚不可能实现。在这一事实下，国家发展离不开国家竞争，边疆争夺不仅是国家竞争中的必然现象和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更是国家竞争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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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当代边疆治理的创新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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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宗教与经济等关系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在此影响下的边疆问题更加复杂。能否有效进行边疆治理，能否解决好边疆问题，不仅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地缘安全，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面对当前边疆治理的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要使边疆治理更加有力、有效，就需要重新认识边疆问题，创新边疆治理理论。这就要求进行边疆治理的创新和重构，其中包括价值重构、理论重构和实践重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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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治理的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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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边疆治理中的价值重构，就是要把边疆问题放在一系列关系中来考察、重新认识，界定边疆的价值和地位。只有把边疆问题放在一系列关系中来考察、重新认识，界定边疆在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内涵，认识边疆发展的价值，才能从国家层面制定出边疆的战略，最终有效地进行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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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把边疆民族视为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利益主体与政治义务主体的统一体，来重构边疆的价值。政治权力、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统一的，享受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履行义务就要享有相应的权利。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对边疆治理价值认识的偏颇，在治理实践上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就前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实践中。历代中央王朝边疆治理也仅仅是以维护王朝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边疆民族的权利、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则很少被纳入考虑，至于治理目的、政策、措施是否尊重民族情感，是否符合边疆民族的意愿，更不可能被纳入考虑。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在政治目标选择上都是单边的，他们把少数民族打入野蛮人之列。清以前的历代王朝坚持“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完全排斥“夷狄”，不是把边疆少数民族当作“自己人”。汉代以降，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以“天下一家”为理想和追求，在此目标的作用下，无论是“德化天下”、“招抚”，其重心和出发点都是“一体”的天下，在于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和领导。名义上，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采取了“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44]，“慑之以兵，怀之以德”[45]的恩威并用双重手段，但是，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在道德评价层面、政治正义方面却乏善可陈。[46]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未能把边疆视为王朝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同质部分，未能以“天下一家”的方式看待边疆。王朝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尊重边疆民众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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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一些民族优惠政策和办法上。由于过于强调民族差异，一些民族优惠政策和办法客观上鼓励了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导致一些民族形成享受权利而不用履行义务的错误认识，导致其对非优惠群体的歧视，最终导致优惠群体与非优惠群体之间、大族群与小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歧视关系[47]，进而造成族群或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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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边疆的价值，既要摒弃王朝国家把边疆视为王朝国家发展的手段和权宜之计的片面观念，又要改变过于强调民族差异，并把差异性制度化、稳固化继而把民族优惠政策视为解决边疆问题主要政策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边疆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实现边疆的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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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重构边疆的价值。客观而论，今天的边疆概念是在西方“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框架下界定的。这一框架使得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架构中没有世界政治的政治观，世界就总是被看作自由争夺和掠夺的“公地”，在这一框架之下，国家之上再无更大的利益，国家之间只有利益而无道义可以遵循。然而，“民族—国家”思维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各国都获得足够的权力和利益，也不能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从而保证世界和谐秩序。这一框架下的国际政治现在是、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无论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钓鱼岛主权危机与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新普京时代参与亚太事务的方略，还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外交战略的选择，都是国家利益在边疆争夺的直接表现。然而，世界和谐的治理才是每个国家治理的最终保证。一国内部的安定不能保证世界的安定，而世界之乱却足以祸害一国之安宁，只要世界没有达到整体安宁，一国就难以在乱世的外部环境中独享安宁，甚至有可能成为乱世的牺牲品。“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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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着眼于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这并不是在提倡理论的融合，而是从新的角度探讨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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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视域下讨论边疆治理，就要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打破西方国家狭隘的边疆思维和边疆理论，就要重构边疆价值理论，发出中国声音，提供边疆治理的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边疆冲突引发的国际冲突提供解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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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自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家们就以“天下一家”、“协和万邦”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理想，以“亲协和”的理念和政策对待周边四邻，以期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达成共赢。而在与边疆直接相关的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建立在天下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亲睦九族”、“协和万邦”的思想则是中国思想家们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中国历代的政治都以“和为贵”、“大同世界”作为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并把世界之治看作国家之治的必要条件，世界和谐高于国家和谐，因此，自周代伊始的政治都追求天下大定、四海皆平、万民归心，最后达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庶政惟和，万国咸宁”[49]的理想状态。所以说，中国政治治理的视界是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的。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50]受上述观念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把睦邻、友好、和谐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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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疆观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体现着中国精神。自从统一的王朝国家将核心区的外围定为边疆以来，划定边疆就是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构建新的边疆价值论，要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理论资源，并且借鉴西方国家率先提出的新边疆观念，以新的内容充实传统的边疆观念。中国新型的边疆观念，也将包含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是一种包含和平、合作共赢的边疆观念，在此语境下的边疆，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平台，也是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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