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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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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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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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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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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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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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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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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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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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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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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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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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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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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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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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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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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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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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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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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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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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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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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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