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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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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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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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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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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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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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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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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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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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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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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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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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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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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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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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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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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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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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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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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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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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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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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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