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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看到工程师自嘲是电子新贫,抱怨每天熬夜爆肝,还不如去摆摊卖炸鸡排。原来高薪的律师,如果只是受雇律师的话,薪水可能只比一般上班族多一些。医生更是不同于以往,变得跟公务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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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如果男人做太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还会被嘲笑没有上进心拿死薪水。现在呢?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没以前那么快了,民众信心也没过去那么强大,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上也跟过去不太相同。一个普通的初、高中学校开一个教师职缺,就挤了一堆留洋名校博士来应甄。至于公务员也是咸鱼翻生,父母开始鼓励孩子去考公务员,很多人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年,一窝蜂通通跑去补习教职,简直比玩网游砍掉重练还惨,为了考上公职而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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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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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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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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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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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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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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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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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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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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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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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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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地方选举,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后,这种地方性选举都持续着。而在日本殖民时期的选举,就出现了一批实力派政治人物,成为地方望族或有力人士,这些人士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批人,形成派系。直到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这些地方派系,用一些独占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信用合作社或客运公司,来吸引收编他们,换取派系领袖政治上的效忠,而国民党也会回报他们,将这些地方派系人物送进各级地方议会。这些人进入地方议会之后,又可以借着特权贷款,或者做土地重划、介入重大工程招标等,壮大自己的派系,不断把自己人送进议会里。这就是台湾的地方派系,主要是地方上的望族、族群或企业等利益共同体,成为在当地能登高一呼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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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对于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选举。都说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不管在什么单位,学校、医院、公营事业、部队、眷村等都有党组织,只要一选择,党组就会动员组织内部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织的触角毕竟无法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地方派系了。地方派系在其忠诚支持者中,培养了大批桩脚,并依靠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比如,春哥神教要在各地发展教徒,就有赖于各地后援会会长支持,这后援会会长的角色就类似桩脚。桩脚要跟地方邻里够熟悉,有一定影响力,可能是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又可能是村长、里长之类的。一旦举行选举,地方派系就动用这些桩脚,选举时在基层为候选人固桩拉票,又或者常常是买票。在台湾,买票仅靠候选人出面进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候选人挨家挨户买又累又太明目张胆,所以买票几乎都是靠着派系建立的桩脚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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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以前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贿选就不会选”,每次一选举,只要出动孙中山跟蒋介石(钞票)就能赢,就算到现在,买票的传闻都还时常发生,尤其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拿了钱不投,好像对候选人不够意思。以前大家比较迷信,买票的人在上门买票时,还会把神像藏在衣服里,给钱的时候偷偷露出神像让选民看到,意思是“神明见证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不投我”。这当然也要怪台湾人太容易被收买,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总之,国民党打组织战打到台湾民间,靠的就是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要固票,靠的就是桩脚。当然地方派系只能说大部分都跟国民党有关系,而现在买票因为抓得严也少了,选举时不管哪个政党多少还是要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前不久有个“立法委员”与他地方桩脚的老婆开房,结果当场捉奸在床,那桩脚撞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痛骂:“连我老婆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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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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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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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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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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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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