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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看到工程师自嘲是电子新贫，抱怨每天熬夜爆肝，还不如去摆摊卖炸鸡排。原来高薪的律师，如果只是受雇律师的话，薪水可能只比一般上班族多一些。医生更是不同于以往，变得跟公务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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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如果男人做太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还会被嘲笑没有上进心拿死薪水。现在呢？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没以前那么快了，民众信心也没过去那么强大，在选择职业的考虑上也跟过去不太相同。一个普通的初、高中学校开一个教师职缺，就挤了一堆留洋名校博士来应甄。至于公务员也是咸鱼翻生，父母开始鼓励孩子去考公务员，很多人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干了几年，一窝蜂通通跑去补习教职，简直比玩网游砍掉重练还惨，为了考上公职而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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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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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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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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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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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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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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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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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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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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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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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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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地方选举，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后，这种地方性选举都持续着。而在日本殖民时期的选举，就出现了一批实力派政治人物，成为地方望族或有力人士，这些人士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批人，形成派系。直到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这些地方派系，用一些独占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信用合作社或客运公司，来吸引收编他们，换取派系领袖政治上的效忠，而国民党也会回报他们，将这些地方派系人物送进各级地方议会。这些人进入地方议会之后，又可以借着特权贷款，或者做土地重划、介入重大工程招标等，壮大自己的派系，不断把自己人送进议会里。这就是台湾的地方派系，主要是地方上的望族、族群或企业等利益共同体，成为在当地能登高一呼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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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对于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选举。都说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不管在什么单位，学校、医院、公营事业、部队、眷村等都有党组织，只要一选择，党组就会动员组织内部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织的触角毕竟无法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地方派系了。地方派系在其忠诚支持者中，培养了大批桩脚，并依靠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比如，春哥神教要在各地发展教徒，就有赖于各地后援会会长支持，这后援会会长的角色就类似桩脚。桩脚要跟地方邻里够熟悉，有一定影响力，可能是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又可能是村长、里长之类的。一旦举行选举，地方派系就动用这些桩脚，选举时在基层为候选人固桩拉票，又或者常常是买票。在台湾，买票仅靠候选人出面进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候选人挨家挨户买又累又太明目张胆，所以买票几乎都是靠着派系建立的桩脚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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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以前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贿选就不会选”，每次一选举，只要出动孙中山跟蒋介石（钞票）就能赢，就算到现在，买票的传闻都还时常发生，尤其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拿了钱不投，好像对候选人不够意思。以前大家比较迷信，买票的人在上门买票时，还会把神像藏在衣服里，给钱的时候偷偷露出神像让选民看到，意思是“神明见证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不投我”。这当然也要怪台湾人太容易被收买，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总之，国民党打组织战打到台湾民间，靠的就是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要固票，靠的就是桩脚。当然地方派系只能说大部分都跟国民党有关系，而现在买票因为抓得严也少了，选举时不管哪个政党多少还是要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前不久有个“立法委员”与他地方桩脚的老婆开房，结果当场捉奸在床，那桩脚撞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痛骂：“连我老婆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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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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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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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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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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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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