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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但至少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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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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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地方选举，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后，这种地方性选举都持续着。而在日本殖民时期的选举，就出现了一批实力派政治人物，成为地方望族或有力人士，这些人士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批人，形成派系。直到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这些地方派系，用一些独占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信用合作社或客运公司，来吸引收编他们，换取派系领袖政治上的效忠，而国民党也会回报他们，将这些地方派系人物送进各级地方议会。这些人进入地方议会之后，又可以借着特权贷款，或者做土地重划、介入重大工程招标等，壮大自己的派系，不断把自己人送进议会里。这就是台湾的地方派系，主要是地方上的望族、族群或企业等利益共同体，成为在当地能登高一呼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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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对于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选举。都说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不管在什么单位，学校、医院、公营事业、部队、眷村等都有党组织，只要一选择，党组就会动员组织内部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织的触角毕竟无法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地方派系了。地方派系在其忠诚支持者中，培养了大批桩脚，并依靠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比如，春哥神教要在各地发展教徒，就有赖于各地后援会会长支持，这后援会会长的角色就类似桩脚。桩脚要跟地方邻里够熟悉，有一定影响力，可能是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又可能是村长、里长之类的。一旦举行选举，地方派系就动用这些桩脚，选举时在基层为候选人固桩拉票，又或者常常是买票。在台湾，买票仅靠候选人出面进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候选人挨家挨户买又累又太明目张胆，所以买票几乎都是靠着派系建立的桩脚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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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以前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不贿选就不会选”，每次一选举，只要出动孙中山跟蒋介石（钞票）就能赢，就算到现在，买票的传闻都还时常发生，尤其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有用，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拿了钱不投，好像对候选人不够意思。以前大家比较迷信，买票的人在上门买票时，还会把神像藏在衣服里，给钱的时候偷偷露出神像让选民看到，意思是“神明见证你拿了我的钱，你不能不投我”。这当然也要怪台湾人太容易被收买，一点道德勇气都没有。总之，国民党打组织战打到台湾民间，靠的就是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要固票，靠的就是桩脚。当然地方派系只能说大部分都跟国民党有关系，而现在买票因为抓得严也少了，选举时不管哪个政党多少还是要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前不久有个“立法委员”与他地方桩脚的老婆开房，结果当场捉奸在床，那桩脚撞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痛骂：“连我老婆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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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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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不再喊“反攻大陆”。其实这句话就像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最后那句“张无忌，我在大都等你”一样，电视里都已经放了几千遍了，还不见大都，“反攻大陆”喊了几十年也不见反攻。因为心里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口号不再喊得那么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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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岸大陆已经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再不响应似乎在立场上就站不住脚，于是乎，取而代之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理想真是高得不得了，过去一切为反攻的思维也得以慢慢被解放，跟着社会风气也慢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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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开放又不太开放的风气下，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敏感性，遇到一些小事还是会小题大做，比如我小学时就发生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在布置教室时拿了很多色纸来剪星星，星星就算啦，偏偏很多同学剪成五角星，其中又有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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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课老师眼尖发现了，就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后来班导师（班主任）听到风声，也急忙跑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训导主任知道了，气急败坏地也来问：“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像唱RAP一样，一直反复跳针，问为什么有红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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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红星星？当然是因为每包色纸里都有红纸，这种事小朋友都知道的，大人居然还要问。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候老师、主任还有点良心，只叫我们快把它拆掉就当没事了，不然大家都吃不完兜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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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选举中，党外阵营有个奇特的现象——“代夫出征”，只要披上“美丽岛受刑人家属”的名号参加选战，就能获得支持，因为男人都在监狱里。家属本来互相都不认识，很多本来都是不问世事的家庭主妇，然而事到临头，他们只能出来参选。在政见发表会里，家属总是一方面痛批国民党的不公不义，然后诉求夫君的政治愿景只有她能继承，一定要配上那首哀怨的早期闽南语禁歌《望你早归》，整个情绪就像是电波一样从台上传到台下，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些家属讲出什么来。话一讲出来，那感动就传到整个会场，整个情绪悲怆无比，讲到激动处，台上台下哭成一团。有时候甚至话都不用讲，台上一站，台下听众就已经四肢无力，不由自主地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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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几年，台湾人也的确都看到当初那些只会哭的单纯的家庭主妇们，变成问政风格坚强，充满“老娘我……”气魄的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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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男性是比较关心政治的。而台湾的女人传统上心态就只是好好当一个“家后”，照顾好家庭，让男人在前面打拼，没有后顾之忧，对政治这种东西自然也是冷感没兴趣。可就在那几年，每每晚上去听党外人士的政见会成为全民运动，晚餐过后很多丈夫就顺便带着妻子一起去听。在这些政见会上，很多台湾妇女听到了她们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再加上这些候选人也都是别人的妻子家属，诉求起来真挚感人，让这些妇女同情心喷发，从这时候也开始关心政治，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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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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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可仕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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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寺在台北的万华区，即艋舺，很多人通过《艋舺》这部电影认识了这里，它是台北市开发最早的地方，而龙山寺作为台北第一名刹，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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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期很多党外政治人物都喜欢选择庙口作为政见发表或活动的地方。在华人世界当中，庙宇都是凝聚当地意见与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庙宇发表政见，除了可以有效传播之外，庙宇也是本地、本土的象征。如果军警想在庙里抓人，就给当地人一种好像国民党这个“外来者”入侵的感觉，搞大一点还可能导致民间信仰团体的抗议，当局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有多大，所以对庙里办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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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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