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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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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民进党很多诉求主张还不被一般人接受，甚至还有很多人视民进党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毒瘤，支持民进党的人常常都是默默的，不让别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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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学同学回忆当年小时候的事，到现在还会咬牙切齿地不爽：话说那年民进党的尤清竞选台北县长时，他还在读国小，选前有一天，老师亲切地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选尤清的人举手。”小朋友们左顾右盼，包括这位同学总共有五六个小朋友天真无邪地举手。老师看了一眼说：“今天放学都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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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几个小朋友放学后全部都被留下来，做纯正的思想辅导，对小朋友来说，什么思想那些屁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学后不能赶快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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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国民党的公职人员，在公开场合似乎都有种热切的，为党国付出而自我陶醉的宣传使命，因为一切都是党国所赋予的，这样一来，公器私用也不意外。读小学的时候，每到选举，那位忠贞的国民党籍校长，总是在全校朝会的时候，公开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做宣传，要小朋友回家告诉父母要支持他，还要先冠冕堂皇地说一堆并不是在为他宣传的话打烟幕弹，很多老师也会在班上调查同学家里的投票取向，结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留下做辅导。有时候家长写联络簿，建议老师最好不要在课堂上为特定政党讲话，这些老师也不怕，就直接回复家长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简直就跟C罗说他从来没踢过假球一样可耻。最可怜的是小朋友啦！从此就变成重点关怀的对象，在学校里这种操蛋的老师特别多，毕竟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像罗永浩老师一样那么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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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我从小就受到党外杂志荼毒特别多，各种奇怪反动的毒素都充斥在脑子里，又或者根本就是年轻反骨的个性，就是要跟老师唱反调。到了初中时，国文老师要大家写一篇有关做人要诚实的文章，那时候心高气傲，总觉得只有我才知道什么是公理正义，所以就洋洋洒洒地在那只需要1000字标准的作文中写了3000多字，整篇陈述了政府说了多少谎言，上行下效，所以社会风气都受到影响，反正都不是自己想的，都是听来的，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用一种极悲壮，“让迫害来得更猛烈吧”的心情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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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批改后返回来，让我大吃一惊，那篇作文是我拿过最高分的一次。老师在后面用红笔批改，写道：“你说得很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这些话在外面不要乱说，因为现在社会还不容我们说太多真话，你长大后就懂了……”看完这段批改，心里暖暖的，可是又带了一点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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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像以前只会埋头赚钱。大家开始有钱了，想的事情一多，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分化。以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觉得我制定的政策就是好的没有错的，可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傲慢，在政策制定时常常忽视了民意，尤其是中南部的百姓，总觉得台北那些官们“坐在台北的冷气办公室里看台湾”，以为台北就是整个台湾，这种被冷落的心情，自然也转化成对国民党的不满。总之，过时的政策思考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一般民众生活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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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权力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大有为政府”，就是威权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行政效率，创造了经济奇迹。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事件：比如政治上的“江南案”，经济上的“十信案”，还有各种环保及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民生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这都让百姓对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和动摇。至于政治上，为了维持“法统”，“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全面改选，而这些老代表又逐渐凋零，这“法统”要怎么维持下去又是个问题。在外交上，“邦交国”越来越少，百姓都体会得到，政府过去宣称代表中国“正统”的说法与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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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在那些年会那么激烈，是因为解严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点倒因为果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反对运动，鼓舞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各阶层人士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换句话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政治冲撞，促成了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关心的议题来发声，这也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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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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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国会全面改选”这个问题就浮上台面，成为头等大事。而那时候国民党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间的斗争达到最高点，已经到了最后大决战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又纠缠在一起，这年的政坛非常精彩，不仅政治人物，民众也纷纷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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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2月，“国民大会”又召开了，再次上演“山中传奇”，通往阳明山上的仰德大道，又是一堆载着代表们的大巴及救护车跑来跑去。民众都在看这次这些老人又能变出什么把戏。而且又要选“总统”了，之前李登辉只是继任而已，这次“国民大会”选举通过，李登辉才能继续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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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才刚开不久，“国民大会”就自动通过临时条款，将任期从本来的6年延为9年，每年都召开，并且要增加立法的权力等。这个提案一出，全台湾哗然，本来“国民大会”这个机关已经是可有可无了，每几年开一次又浪费钱，现在居然说要年年召开，又说要扩权，这简直吃相太难看，自肥得太明显了。所以也不等民众开始抗议，“立法院”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原来“国民大会”想要扩权，严重损害了“立法院”的权力，这让“立法院”很是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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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上的老代表们兴冲冲地想要扩权，梦想着成为“太上皇政府”，谁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活到下一任。他们当然也不会知道，这次“国民大会”是他们最后一次选“总统”的机会。山下的台北，国民党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也发生严重政争，一派是以李登辉为首，聚集着一批青壮政治家，为“主流派”。另一派为党内大佬组成，辈分实力均高的“非主流派”，也有人传言“非主流派”背后是一直力图东山再起的蒋宋美龄所操控，所以也戏称“夫人派”。非主流派企图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扳倒李登辉政权，斗争已经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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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从1988年蒋经国突然去世开始说起，李登辉虽然继任了“总统”，也代理党主席，但国民党内最具实权的人是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李焕。虽然在三位副秘书长宋楚瑜、马英九和高铭辉的共同讨论下，决定暂时支持李登辉任代理党主席，但是同年的国民党十三全会，李焕还是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榜首，锋头之健无人能及，这自然让李登辉深起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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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会虽确定了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形式上的领导地位，然而在开会的过程中，李登辉根本没有参与党务运作的空间，可以说那些国民党大佬都没有把李登辉看在眼里，都以李焕马首是瞻。李登辉当然不爽，但还是忍了，他深刻了解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之脉络，如果一天不除掉这些非主流大佬，他便难以施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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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的第一步就是要李焕接下“行政院长”的职位，卸下党职，间接架空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过也有人说，这是李焕自导自演的，逼退前“行政院长”，自己来当，党政一把抓。总之，李登辉和李焕共事的一段日子里，李焕虽表面上与李登辉严守分际，台面下却开始暗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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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李登辉在党内资历尚浅，政治生涯并不长，让他接班，大佬们既不服气又不看好。李登辉这个人可说是老谋深算，表面上处处向大佬们虚心请教，装得跟孙子一样，另一方面什么都默默地做，一步步地在准备“削藩”。有人说，这一方面跟他从年轻时就练剑道，很懂得等候时机出手有关，而一出手就要让对手毙命；另一方面与他熟读《德川家康》学会隐忍的功夫有关，总之正所谓“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李登辉做什么事都很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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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底，李登辉正在寻找“副总统”搭档人选，李焕自我感觉良好，一度认为在主流非主流的强烈竞争之下，理所当然要让自己当“副总统”。没想到李登辉没妥协，反而选了一个没什么名声的李元簇做搭档。这下李焕大怒，加入了非主流阵营，与当时非主流的主要人物“参谋总长”郝柏村、“经济部长”陈履安（陈诚的儿子）、“司法院长”林洋港、“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一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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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1990年“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前，两派间爆发了恶斗，摆到台面上成为明争，非主流派展开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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