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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钳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激情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共产党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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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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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别于当时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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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国父、蒋公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甚至以前还有人拍马屁，做了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示意图”，一系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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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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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到台湾的中小学，也许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复兴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基础”，那就是因为当年蒋介石认为“伦理、民主、科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从此之后，下面的人也开始强迫推销“伦理、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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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由“蒋总统”亲自担任会长，全台各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举办演讲、文物艺术展览、作文比赛，征集歌谣剧本，编印古籍今注今译，出版文化丛书等。在国民“政府”的有意引导下，台湾党政要人与学界名流也掀起了一股阐述中国固有优秀文化的浪潮。大学生联合会则声明，“国父”与“总统”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因此必须“精心研读”，发誓要在“总统”伟大的号召下，努力发扬道统以早消灭“赤祸”。这对于巩固“国府统治”正当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复兴中华文化、承续道统”成了台湾这蕞尔小岛不可承受之重。当年在“蒋总统”的邀请下，也有很多大学者从海外来台，比如写《国史大纲》的钱穆在那时就从香港来到台湾，一同来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持”。我大学读的是东吴大学，钱穆故居就在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小山坡上，极少人参观，那时翘课就爱跑到里面打瞌睡或乘凉，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没有好好看看那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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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统”自认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熟读儒家经典，并常有心得批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搞得风风火火，后来几十年，整个台湾教育都受到极大影响，连带着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有明显变化。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推行孔孟学说，教授《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生活与伦理》《公民》等课程，对几代台湾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台湾文艺学术领域都掀起了中华文化寻根以及复兴的热潮。可是别忘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治目的，不断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目的就在于“巩固领导中心”，比如前述课本里就加入许多“蒋公说……”以及“蒋公”读经典的读书心得，以前考试就常出现这样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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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统蒋公”曾说：“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内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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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德、利用、厚生（B）伦理、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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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亲亲、仁民、爱物（D）信心、望心、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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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在《三民主义本质》一文中说：“国父”建“国”之道，乃以（A）伦理（B）民主（C）科学（D）哲学为诚正修齐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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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应把握民生主义教育方针，以（A）四育六艺（B）四维八德（C）四书五经（D）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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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A）行（B）智（C）仁（D）勇字才能创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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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读书心得又常常跟“反攻”大业结合在一起，其他人不得有异见，结果让人觉得，儒家思想变得只不过是用来维系政权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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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一面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一面仍持续打击知识界的异己分子。社会看似温良恭俭让，挺太平，但在思想界、文化界却是全面倒退，在那段时间的台湾，就连各种妇女团体都被勒令解散，禁止她们的出版物，推崇她们在伦理下的辅助和被支配角色。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腐儒提议用保障男学生的名义，来限制大学录取女学生。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才慢慢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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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力图“反攻”以求“民族之复兴”，民族精神教育依然是教育的重点之一，强调“民族认同，生聚教训”，当时不管是道德科目，或是兼具“发扬传统美德”的国文教材中都是这样，所以台湾的小孩从小到大，对诸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成语的故事一定都耳熟能详，处处可见中国历史故事中忠孝节义的典范，当然了，“爱国（维系法统）”“忠君（领袖个人崇拜）”为道德的最终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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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是要全台上下一条心，团结自强。台湾的火车分级，最快的就叫“自强号”，次快的就叫“莒光号”，最后是“复兴号”。类似的还有过去的冷气公交叫“自强公车”（公交车），总之很“正确”的名称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而以前公家单位出游，或者中学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出游，都叫“自强活动”，为什么叫“自强活动”呢？原来以前“政府”不鼓励学生郊游踏青，以免“耽误反攻大业”，毕竟那是个什么小事都能被拿来放大的年代，但是年轻人要出去玩很难禁止，所以除了官办的以外，学校单位自办的远足活动就挂一个“自强活动”的名称，其实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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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上了中学，你就是“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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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中学教育就是真的把学生当作一个随时可以上战场的准军人来教育。从每天早上开始，全校师生就在鼓号乐队的军乐声中依班次走过操场，好像阅兵一样走到定点站好，开始举行升旗典礼，在学校里如果要进出教室，要大喊报告请示进入。每个学期每班都要参加军歌比赛，一边走分列式，一边唱军歌。高中和大学里必有军官转任的军训教官，对男生来说，军训课是每星期必上的课程，你总可以在艳阳天的操场上看到学生在做俯卧撑，或射击、预习刺枪术。对女生来说，要学习护理课程，以便适应未来战场上需要。每学年还有到军方靶场打靶的课程……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攻大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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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当然也被派出去支持很多活动，每年的“双十节”，高中生都要游街，学校还会准备一些老背少、蚌壳舞之类的民俗舞蹈。要不然就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或活动中，学生被派去做人肉LED排字。这些集会，主要是“听训”，向“总统”表示效忠。学生队伍在学校的军乐、“国旗”、仪队带领下，进入会场，接着军、公、教各界主官及地方领袖上了司令台。大会开始，首先由各校轮流指定的青年代表恭读（立正）《“蒋总统”训词》，接着读社会各界祝贺文，再下来是“主席团演讲”，光这几个项目下来，就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要是夏天，大家站在大太阳下“听训”，那简直是苦差事，就见学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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