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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后一张被新闻局查禁的唱片,是1990年水晶唱片出版的赵一豪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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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台湾办了一次“禁歌演唱会”,以前被禁的歌,一次听了个够。听着听着恍若隔世,走了一回台湾当代史,这种想唱就唱的感觉真的很好。想讽刺就讽刺,想嬉笑怒骂也可以,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指导,说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可以听什么不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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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2005年,当局重新审查这些禁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我倒好奇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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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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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歌说完了,再来说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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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书是一种厉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只要作者想传达的,跟某些受众群心理刚好契合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是少,都会让立场相悖的人感到威胁或不满。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爱韩少,我爱小四,不代表我们就要互相敌视,而是要想办法努力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所爱。但如果像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是要你听他的,强迫你接受他的单一价值观,当然就不能容忍这些偏离与“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过去知识来源渠道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下,书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书就代表当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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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最早由禁书引发的事件大概都跟读书会有关。话说国民党在大陆吃了大亏后,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最早的火苗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不满,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烧遍整个大陆。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后,对于这种组织就特别留意,白色恐怖早期许多案件都跟读书会脱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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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据时代就有偷偷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台湾光复初期又更多,这些天真又单纯的学生,真是一点都不懂国民党。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抓紧对台湾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间,许多学生只因参加读书会,讨论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等书籍就这样消失了。1949年之后,又将思想的管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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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鲁迅则是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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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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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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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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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作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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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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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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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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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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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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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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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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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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