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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鲁迅则是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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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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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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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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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作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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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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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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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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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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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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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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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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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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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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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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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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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秘又不会太隐秘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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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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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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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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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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