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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企业家盛极而衰的拐点有个标志——放狠话。当一个人开始公开跟政府、官员叫板，放心，他的企业马上要出问题了。为什么？成功确实会让一个人产生一种错觉：我成功了，所以我无懈可击。对不起，老实说，没有一家公司的发家史无懈可击，只有问题大小、性质的区别。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如此。所以，放狠话就是说胡话，这只是当事人在极度自我膨胀时投射出来的一种镜像，但与事实刚好完全相反，它只能暴露出他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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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在一次客户联谊活动上，请一位著名医学专家来做一场关于健康的讲座。为了活跃讲座气氛，教授让助手临时发了一份抑郁症量表给二十多位在场的企业家。现场分析结果出来后，教授惊讶地把我叫到一边：“里面出现了五个中度抑郁、一个重度焦虑、一个重度抑郁，我不会公开信息，请你告诉他们马上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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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在这群高驱动型风格的人身上，不安全感造成的往往不是怯懦，恰恰相反，而是躁郁和狂妄。“鸡血班”采取的办法正是无限制地助长这种狂妄，让人无暇去思考自己身上的问题，逃避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把问题完全推到“创业艰难”“身不由己”“环境如此”等等外部原因上。在这种狂妄之上还要去培养人们强势、霸道、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你看，你看，我多不容易，我多么深沉，我已经在研究心灵问题，我在进行爱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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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干不成到不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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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鸡血班”的很多同学的生意规模还远远没有发展到有资格自我膨胀的地步，他们之所以来“鸡血班”，是另外一个原因——创业时人们都说他干不成，没想到意外成功了，结果，很快发现自己不会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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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的狭窄、经验的局限，让这些企业家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正常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病急乱投医”。这个阶段的民营企业家特别容易向两种势力学习领导力：一是体制内种种的行政制衡术；二是神秘的帝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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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学习什么，也不了解那些看起来莫测高深的管理工具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些教方法、教技术的培训课总是听起来很枯燥，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些“改变你自己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理念。当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时，人们总是更容易把能力不足和态度问题混为一谈，提高能力很慢，但转变态度仿佛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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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他们也确实在某些瞬间体验到了呼风唤雨、指哪打哪的极乐，也确实看到这些“鸡血班”本身营造出来的超强的团队凝聚力，所以就更加剧了认同，恨不得把“鸡血班”的全套办法都搬回自己的公司里去。只是，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回去之后就不大好使了呢？为什么自己的良苦用心就成了员工的笑柄了呢？所以，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只能一再地出来“复训”，继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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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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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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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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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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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的夜半尖叫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她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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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人家议论我做梦尖叫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醒来，尖叫声就消失了，接着我就又睡着了。不过，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朝着一个码头走，想要坐船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把两个村子隔开了，要想到另一个村子去的话，就只能坐船。我眼巴巴地看到船就要开走了，心里很着急。但是我的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又疼又累，想动也动不了。我心里怕得要死，因为船就要开了。我眼看就要被丢下了，天愈来愈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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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在梦中感到的巨大恐惧使她完全失控地尖叫起来。然而就在她发出尖叫的一瞬间，她醒过来，随即又倒头睡去。她和其他女工们都太累了，因此很快又都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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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Elaine Scarry（伊莱恩·斯卡瑞美国哲学家，著名学者）所言，当身体经受剧烈疼痛的时候，世界、自我以及声音，或者几乎全部，都会失去。如此接近这种痛楚使我发现自己——一个经验尚浅的民族志学者——被推上了一条新奇而陌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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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码头、河，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好像曾经到过那里似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被留下来加班到11点半，而且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又要搬到新宿舍。我觉得很累，浑身上下到处都很疼，身体简直就好像不是我的。我无法控制身体，也没办法止痛。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声音把我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做那个梦并发出尖叫了，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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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每天晚上重复发出的尖叫声，似乎在向人们倾诉她正在经历的某种创伤。但是除了身体上异乎寻常的疼痛之外，阿英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被精神分析理论列为个人创伤的特别意外或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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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6年3月底搬进了她所在的宿舍。阿英在工作中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除了1996年春节时候她祖母的去世。阿英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后，立即和工厂请假并赶回远在湖南农村的老家。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赶回工厂上班，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但阿英认为祖母83岁高龄辞世应该属于寿终正寝，虽然她确实感到很悲痛，但却也算不上是意外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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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什么令她震惊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她的意识领域首先经历的是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身体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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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对自己身体疼痛的理解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她觉得疼痛显然是由于繁重的工作压力所致，但有时候她又会觉得是因为24岁的自己年纪太大，已经没有精力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对工厂的工作已不再能适应。在这里，年纪大的意思是指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女工的平均年龄约为20岁，她们的健康状况往往在进厂工作3年之后便陆续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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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结婚，阿英也是进退维谷。24岁的她已经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在农村，24岁几乎是女性享受单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独身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一般到了阿英这个年纪，女工们就会返回农村老家。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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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资本主义机器恰好利用了这些个体的冲突与文化的期望。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接下来正好是结婚的“好”时候，她们将生儿育女，为父权制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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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预示着抗争，让我们重新回到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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