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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合同的签署仪式在公开场合举行。那一天，陈宝庆一早就睡不着，提前到达建国饭店的会场，他发现戴乐娜也早到了。休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她向他敬了一杯茶，对他说：“请喝茶！”进入会场之前，她对他说了一句让他深有感触的话：“你是爱卡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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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庆说：“这个集体合同能够签署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戴乐娜，不会有今天的集体合同。它本身的价值是我们双方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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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戴乐娜给了陈宝庆一个紧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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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仍有被“秋后算账”的恐慌。签署集体合同的那一天，有记者提问道：“戴乐娜女士能不能留住陈先生这样在前期为争取员工利益作出重大贡献的员工？”陈宝庆事后说他对那位记者心存感激。曾经有朋友劝诫他，不要当出头鸟，与公司正面交战的人，就算是离开公司也难以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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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乐娜说：“不，恰恰相反，接下来我们会认真考虑陈宝庆先生的位置。”后来，戴乐娜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他成为卡夫中国唯一一位内部专职销售培训师。同年6月，卡夫中国授予他“国家贡献奖”，这是卡夫中国员工得到过的最高级别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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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合并给卡夫带来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此前在卡夫，一项决策的诞生和执行，负责各品类或品牌的管理者都不能只是简单地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学会说服下属并与其达成共识。因此，卡夫公司的高层领导们在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一般是20年。但这种“协同效应”一旦过头，就会变成一个公司锐意进取的绊脚石——戴乐娜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卡夫公司遭人诟病的保守文化。而戴乐娜也意识到卡夫内部对员工的尊重所带来的好处。卡夫中国后来仍然继续扩大其事业的版图，在2009年收购了吉百利。整合吉百利之时，戴乐娜特地把陈宝庆吸收到整合领导小组，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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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谈判中，陈宝庆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他向吉百利的工会代表传达了一个谈判心得：“你们也是卡夫人，你们要记住，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政策。”它果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陈宝庆当年谈判下来的集体合同，成为公司而后参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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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戴乐娜带着卡夫有史以来在华最好的销售业绩离开了中国，风光地前往一个更高的职位；黄琪博离开得更早，有人怀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贵了！”而陈宝庆未来要为员工争取“薪资协商权”等权益——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公认的民意代表，正准备改变外资企业员工亚健康和过度加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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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距离退休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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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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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中的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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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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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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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5日，大雾笼罩北京。早上，我把厨房仔细翻了个遍，觅到了足够的食物，又用围巾包好口鼻下楼遛了一趟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整整一天窗外都是均匀的灰色，让我感觉仿佛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傍晚。网上到处是航班晚点、交通堵塞的消息，我很庆幸，这一天没有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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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电台录制《老外看点》的时候，聊起5号的雾霾，四个经常来上节目的老外都说，当天不得不出门工作，而且也没戴口罩——莫楷（美国人）是没能买到；朱力安（法国人）只在微博上转发了应该戴口罩的消息；有朋友送了董默涵（爱尔兰人）几个口罩，他让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戴，自己怕麻烦没有戴；莫大伟（美国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偶尔一两天就凑合了，又不是连续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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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阴霾被大风吹走，生活照旧，只是“PM2.5”这个术语被大雾普及了——2011年12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地区PM2.5污染物浓度值达到了522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值对美国人来说是有点疯狂，因为美国PM2.5日均值的安全标准是35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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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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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有一个叫曼彻斯特的小村庄，莫楷在那里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村子临湖而建，周围都是广袤的森林，几十米高的枫树在秋天会不断地变幻出浓浅不一的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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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楷能讲流利的德语、俄语和汉语，几年前他辞掉了全美福利最好的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大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开了一家做中文翻译出版业务的小公司，拜了北京和山西的师父学相声和形意拳，有空就去鼓楼附近听评书，还能唱好几出京戏，他钟情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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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年早春冰雪消融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莫楷都要专门飞回老家去蒸枫糖。莫楷说，家乡的空气湿润、清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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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莫楷在美国救火患上了哮喘，来北京后正赶上奥运会，虽说北京的空气比老家的农场差远了，但身体并没有发出抗议。这两年，他的哮喘病和北京的空气一样每况愈下。莫楷看过中医，也戒了烟，几周前他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空气净化器，更贵一些的他也买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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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伟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在北京他组过乐队、上过春晚、演过电影，还娶了中国太太。在他看来，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比北京好，包括上海、香港。有一次，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家里，他站在阳台上，竟然感觉自己闻到了氧气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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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朱力安也有类似的“身体发现”。他说，以往他的父亲每次从法国飞到北京来看他都会对空气过敏，而他每次从巴黎飞来北京都没什么体会。直到有一次从瑞士飞北京，下飞机那一刻真是对比强烈：瑞士的空气很轻盈，好像可以一直吸到身体的角落里去，而北京的空气很稠、很重，吸上半口感觉肺就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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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默涵从爱尔兰来中国十几年了，经常有人问他爱尔兰什么样，他总会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偏心，按照天堂的样子创造了爱尔兰。在爱尔兰，如果一个人的衬衣穿一天领子就黑了，那一定是他/她的个人卫生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进家必须换鞋那一定是有洁癖；如果一个人每天擦两三次地那一定是有强迫症，但在北京这通通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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