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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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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量购买进口食品：饼干、果酱、麦片、干果、黄油、奶酪、咖啡、红茶、冰淇淋、葡萄酒……理由很简单，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比国内严格，肇事成本比国内的高，相应的食物安全性也比国内强，连商标的成分标注也比国内的齐全，参考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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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去年，我开始在打完网球后喝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维他命水，10至18元500毫升的饮料，在广告中说“卡路里越来越低”，瓶身的“营养成分表”却对糖含量只字未提。结果早在2009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男子詹姆斯·科赫和公众利益科学中心（CSPI）就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维他命水传递“具有欺骗性和无确实根据的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生活在旧金山的詹姆斯经常在健身后饮用这种饮料：“我满心以为这样做能获取额外维生素，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摄入了几乎与可乐相同水平的糖分和热量。”而今年，国内某饮料企业也推出了类似的维生素饮料，标签上明确标明了营养成分表，但对含糖量仍然如可口可乐一样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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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不胜防，步步惊心，结果只能是自求多福，改变自身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餐馆吃饭的次数，因为害怕回收油；放弃培根、香肠和腊肉，为防止亚硝酸盐过量；放弃火腿肠，以为避开了“健美猪”；不吃反季节水果，害怕化学催熟剂或激素；放弃薯片等油炸食品，害怕丙稀酸铵致癌；吃葡萄一定吐葡萄皮，因为葡萄是在生长过程中使用农药最多的水果；吃虾一定去头，因为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最高；少喝饮料，因为糖分含量高……为了提防氢化油所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学会看点心和饼干的成分列表，懂得所谓的“精炼植物油”、“植物起酥油”、“氢化大豆油”、“氢化棕榈油”，或者“部分植物油”，其实都是氢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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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厨房能有多大呢？每次我进入其中却像走上了战场，没有硝烟，有油烟；没有鲜血，有西红柿酱；有各种冷兵器，希望制作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有益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原料都不让我省心。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的各种有关食物的知识，花大量的金钱进行尝试，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完全颠覆，令我在想象不到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我像进入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无物之阵”，看不见敌人，却有损伤，也不知道向谁投诉，谁能负责地告诉我一个准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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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购买的有机蔬菜上标注了投诉电话，当得知农药新闻后我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喝的矿泉水的水源地是否被污染，没有答案；食用油的大豆原料明明含有毒素，没有解释；三聚氰胺喝出了幼儿结石，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最低标准”的鲜奶，“人人有牛奶喝比牛奶标准更重要”，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败的战争？滑稽的是，战败者还在替痛打自己的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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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无奈了，没有焦虑，只有漠然。我又开始谋划换牛奶，是新西兰的好呢，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是网上买价格合算呢，还是等商场超市做活动？如果某天新西兰的牛奶又提价了，我还要接着喝直到买不起吗？或者我戒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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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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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爱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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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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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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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进入时装行业后，每个季度总要经手挂着各种标牌从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土耳其、越南等国，当然也包括中国运进美国的衣服。初做助理设计师时，我的工作还包括核查主标和洗标文字。现在回忆，“哪里制造”这几个字我关注最少，因为标牌上的其他文字都有出错的可能，这行字却极少错。“哪里制造”对于我，就是每天打交道的那些人、那个工厂所在的那个遥远的国家，很少想它背后还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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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当然是有的。在我从小助理向着更高级的设计师职位奋斗的之前和之后的二十年中，世界制造业氛围、市场格局、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哪里制造”的话题其实一直不断——不仅中国人关注，欧洲人、美国人也关注；不仅对消费者重要，对全世界的生产商、法律制定者以及海关执法人员都重要，只是重要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不尽相同罢了，特别是产品的价位越高，奢侈程度越高，对“哪里制造”就越敏感。这几个字除了反映着产品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左右着全世界微妙的消费心理，去年在国内发生的“达芬奇家具”事件，说到底，其核心问题不就是：这些家具究竟是在哪里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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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如果确实是在意大利制造，“达芬奇家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如果不是，它是否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判定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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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用“yes”或“no” 就能轻易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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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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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或更明确一点，“全球供应链”模式出现之前，人们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大多是中国制造的，在意大利买到的东西也大多是意大利制造的。那时候，要想在地球的另一端进行生产，再把产品运回地球的这一端销售，其代价不可想象。但今天，这样的情形不但被想象了，而且已变成几乎所有制造业的现实。苹果公司的任何产品如今都是在美国设计，在海外生产，再销往世界各地。1960年，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价值只有8%来自进口，1980年是14%，到2009年，差不多是6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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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过去是世界主要出口丝绸制品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奢侈品品牌大多有一类以丝绸为原材料的服装服饰。科莫曾经是意大利的丝绸之都，20年前，假如你有一条意大利品牌的丝巾，其原料很有可能就来自科莫。1981年，欧洲90%的丝绸出口靠9万多科莫人支撑，他们生产的布料或丝巾、领带、衬衫等成品销往米兰、巴黎、伦敦及大洋彼岸的纽约。这些丝制品，尤其是丝巾的价格昂贵，古奇或菲拉格慕品牌店（非下线店或直销店）里出售的90厘米见方的一条，售价近400美金；巴黎的爱马仕就更离谱，最高售价近千元。丝绸之于科莫，就像龙虾之于美国的缅因州，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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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明显的变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先是科莫不再生产生丝，随后整个意大利都不再生产生丝。再后来，丝线也不在意大利纺了，连布也不在意大利织了。丝绸布料出口曾经占意大利总出口价值的5%，到1990年代初，意大利竟从丝绸出口大国转为进口国。今天，你手里握着的一条标有“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很有可能只有最后一道生产工序——给裁好的布料包边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当然，也是在这里被挂上“意大利制造”标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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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这些丝绸布料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多半是：中国。那么，从法律意义上讲，最后在意大利完成的这些丝巾还算“意大利制造”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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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也许算，但到1997年，至少对美国来说，差点就是个问号了。因为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进口法”，特别规定丝巾要符合“意大利制造”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丝巾的布料加工及处理，比如染色、印花、过浆等，至少要有四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如果这个新法令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意大利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丝巾绝大多数将改挂“中国制造”，而非“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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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法令令意大利人非常痛苦。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意大利丝绸协会秘书长圭多·特塔玛尼的反应：他愤怒地用拳头砸着面前的桌子说，“那么这张桌子是不是得写‘巴西制造’？就因为提供这个木料的树长在巴西！”痛苦，是因为那时候美国已是意大利最大的丝绸客户。丝巾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其生产工序简单，售价却高，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纺织工业的出口收入中占着很大比例。而正因为它从原料到成品所需工序简单，便很难符合美国新进口法的要求。因此，此法令若执行，意大利的丝巾生产商和经销商所受的伤害将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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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颁布这个法令，其起因说起来，也与中国有关。那一时期，由于纺织品配额等政策限制，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的方式，以规避各种关税，这就伤害到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纺织工人的利益。在欧洲工业官员的压力下，这条新法令最后看来并没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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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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