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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年前，我第一次去米兰出差，惊异地发现街上随处可见熟悉的中国面孔，即使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担心迷路。跟他们搭讪，听出他们大多操着浙江口音，多半在温州人开的衣厂里做工。后来去巴黎，也遇到类似情形，只是巴黎相对大，不像米兰那么明显。回到美国不久，就接连看到消息，这样的工厂在巴黎很多，在意大利更多：米兰有，罗马、佛罗伦萨等有传统制造工业的城市里都有。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中国人聚集地，中国人注册的纺织企业比意大利人注册的还多200家。中国除了向欧洲出口了大量丝绸原料，从1980年代开始，也向欧洲“输送”了大量低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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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提问：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即使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就真的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了解行业内幕的人会回答你：未必。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意大利的某工厂，便是由这些中国移民开的。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常常不具合法身份，以每小时2欧元或每月120美元的薪酬，几乎24小时轮班倒地生产着挂“意大利制造”标牌的服装服饰。像苹果公司可以连夜把工人叫起来赶做iPhone一样，这些工厂也可以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完成1000件由下包合同商指定样式和颜色的连衣裙。这个速度和弹性让欧洲人惊叹不已，也激起了很多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大量工作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了，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工业传统节奏被中国人彻底打乱了。科莫的许多中小企业甚至都已倒闭，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国际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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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市外郊在2000年前后渐渐形成一个“快捷式时尚”工业区，街上到处是中国服装批发商。附近的停车场上，常常停着一排来自欧洲各地的货车，里面坐着满面焦虑的零售商，就等着这些批发商尽快拿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由他们运回各自国家，再加价卖给当地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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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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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专门销售法国品牌珑骧(Longchamp)的网站从2005年开始不断受到顾客质疑——他们销售的珑骧包到底是“法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店主为此制作了一个标准答案：“大部分折叠包在中国制造，少数限量版如‘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制造，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珑骧品质，也有一些在突尼斯制造。”为了确保答案正确，店主还给珑骧公司写信求证。公司回复说：我们对质量的保证是以“由珑骧制造”而非“在哪里制造”为根本，即“Made by Longchamp”而不是 “Ma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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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个优雅的回复，却可能无法改变消费者渴望了解“原产地国”的微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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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消费者相对愿意选择产自本国的产品，比如全球化刚开始时，很多美国消费者情愿选择美国制造或至少是美国组装的产品，以表达支持美国本土工业的姿态。当然这只是那时的姿态而已，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全面彻底地接受了消耗他国原材料而制造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对来自某些国家的产品怀有特别的戒心甚至敌意，这在高档品或奢侈品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坦率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更愿意购买挂有非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而且似乎任何档次都如此。我自己与国内合作的品牌，当我们讨论主标和洗标内容时，我在国内的同伴就建议不要写“中国制造”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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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些研究者早已发现的现象。消费者在选择奢侈品时，尤其喜欢用“原产地国”作为他们做决定的参考或决定因素。“达芬奇家具”事件两次高潮，其实都利用了这种心理而找到社会的支持。一次是说它假冒意大利制造实为中国制造而招致大众的否定；一次是用各种方法证明它的确为意大利制造，又赢得了社会的同情。我的一位有钱朋友，家里正好用的都是从达芬奇家具店买的家具。第一次高潮时她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第二次高潮时就好似狠狠地吐了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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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LV还是从前的LV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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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威登家族中的“老花经典”系列，是路易的儿子乔治在1896年设计的，据说那三朵花的灵感来自19世纪晚期的“日本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说法一直没被证实，但被证实的是，到2006年年底，40%的日本人拥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产品，而且大多是老花系列的。日本海啸过后，报纸和互联网上曾出现过一帧幸存者照片，照片里两名妇女紧紧靠在一起，两人手里都拎着路易威登包，其中一只也正是辨识度极高的经典老花款，售价在1000～ 1500美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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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两只包买自哪里，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两个女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么问，是因为现在的路易威登不像从前只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店铺，销售的全都是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阿尼耶尔市路易威登老巢里的手工制作，购买者多半是老派贵族。现在的路易威登仍然在香榭丽舍大道那座美丽的七层小楼里，但这个logo同时也是纽约中国城几乎每间店铺装点门面的主角。几年前，在海关严格管制假冒名牌出入境之前，从北京或上海到纽约的飞机上，LV是出现在女性旅行者手上最多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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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奢侈品牌的热情更是无与伦比，但同时还能在如此悬殊的品质空间里各取所需，无怪乎让世界舆论有“中国人搅乱了奢侈品市场”的说法。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即使从表面看，这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奢侈品市场说到底还是先被欧洲自己“搅乱”的，中国人即使摸了鱼也是在已浑的水里摸到的，水若至清怎么会有鱼可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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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奢侈品品牌公司，大多始自一百多年前某个人开的店铺。这个人常常是位谦卑的艺术家，埋头创作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工制品为皇室宫廷服务。后来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个人资本的出现，奢侈品制作的对象转变为欧洲老派贵族和美国新兴资本家，如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等。那个时候的奢侈品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有传统的历史、高级的品质、有个性的生活态度。那时候从个体手工制作发展出的奢侈品工业也不过是小型家庭企业，只为极其有限的合适顾客提供极其小量的制作，手工的品质一直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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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中国消灭阶级追求人人平等的时候，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社会实际也发生着类似的政治革命。分明的阶层界限被打破了，任何人都可以爬上政治和经济的阶梯，有资本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高贵”生活品质。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旅行的机会也比一百年前大大提高，眼界扩展后必然是品味的提升，对好东西开始认识并火速需求起来。于是，1980年代末，亿万财团嗅到了奢侈品行业的商机，开始买下或侵吞这些家庭式小作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原先靠经营酒发财，后来买下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古奇等十几个奢侈品牌LVMH公司。这些财团放大品牌身份，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造就新消费阶层，把小型的奢侈品工业变成了现如今年销售额高达157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并美其名曰奢侈品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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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主化的目的被这些资本大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主意，但为了实现这个平等，他们还要借用这些品牌不平等的传统，拿这些品牌的旧日品质当最大卖点。于是，他们仍声称这些产品是在欧洲手工生产的。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谁都知道人工最昂贵，这些奢侈品的价格这么高就应该被理解，而且随着好的手工劳动者的日益减少，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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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曲高和寡，太贵毕竟不能实现这种财团的利益梦想，于是他们同时给这些奢侈品牌追加下线品牌，比如Giorgio Armani（阿玛尼）旗下现在就有EmporiorArmani，Armani Collezioni，ArmaniJe ans，Armani Exchange，ArmaniJunior等商标，让各个年龄、各种经济背景的消费者都有购买这一品牌的可能。竖向扩张之后再横向扩张，除了服装服饰，阿玛尼如今还经营家居用品、化妆品、首饰、酒店度假地等产业，品牌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活活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阿玛尼如此，其他奢侈品牌无一不如此。大多数消费者只知道这是阿玛尼，根本分不清在纽约州一个叫Woodbury直销店里的阿玛尼跟五大道上的阿玛尼有什么不同。很多消费者甚至连“奥特莱斯”的实质是什么都搞不清，以为它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厂家直销”所以才价格便宜，连我自己也是在行业里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式，卖给五大道高档百货店和卖给奥特莱斯店所用的面料和辅料不会是同一个价位，给前者可以用2元一米的德国蕾丝，后者常常只能用五六角一米的中国蕾丝替代。而且，即使你想都用，也用得起2元的，五大道的百货店也不允许你给奥特莱斯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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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那些有钱的明星如果真的追求身份和个性，我觉得，倒不妨追求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独立品牌。就像很多有品位的人懂得看独立制作的小电影一样，明白独立才有创作激情，才有自由的想象力，独立才是智慧和身份的真正体现。好莱坞明星基努·里维斯参加电影活动，从不穿大牌，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决定达芬奇家具的好坏只应该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好的品质即使是非洲难民营制造也不可磨灭，恶俗的品质即使是凡尔赛宫制造也是垃圾。奢侈品的民主化貌似正义，实际是资本主义玩的最大计谋，它利用的好像是我们对平等的渴求，对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是我们最深层的虚荣和不愿意做自我选择的懒惰。所有人都放弃选择什么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不才给那些只为赚钱的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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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特立独行的人做与众不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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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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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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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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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德国人才能在中国卖保质期只有24小时的果汁，这需要有超强的责任心和把控细节的能力，还要能抵抗住中国人喜欢高速扩张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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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外面的水怎么样？现在也不太愿意喝别人做的水。”德国人傅伦（FloEysler）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用力吸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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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傅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不好”：首先，他屏蔽了那些在北京专门为外国人配送的西餐，因为“味道不好”；其次，他拒绝食用赛百味的三明治和麦当劳的汉堡，这类大型连锁快餐都被傅伦定义为“没营养”；中餐，他不喜欢油腻，最爱吃的是“宫保鸡丁”和“煮毛豆”。在“喝”的问题上，苦恼更多。欧洲的矿泉水多为气泡类，来到中国后，傅伦必须让自己适应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去超市选购果汁，他阅读完包装背后的成分说明后摇头，这与他定义的新鲜健康相差甚远。于是，他只好喝啤酒，来中国的这几年，体重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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