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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房子问题如此，在其他方面，我俩也都越来越像被时代的加速度抛掷出来的两个高龄弃儿。我们都没有出去社交、混会、拜码头、结交江湖大佬的习惯，一直都是能宅在家里就绝不出门，所以“向上飞升”的资讯和人脉长期处于枯竭的状态。妻子“堕落”成了一个完成了基本任务后宁愿在家逗猫玩也不愿多写多挣的打酱油记者，我也一直在学院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以陆龟一样的节奏在项目、成果、职称评定这一套高速运转的学术体制里缓慢爬行，还常常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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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也像广大突然间发现自己是loser的欠发达人群一样，对这种万年打酱油的loser状态深感不安，总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华丽丽的时代殿堂的角落里悲催的小强。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这种慢节奏的打酱油生活里有着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小乐趣，它们毫无规律地聚集在这个高度膨胀的都市不易觉察的褶皱里，凝结成一小坨一小坨足以把失意变成肆意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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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典型的打酱油生活大致是这样过的：一大早起来吃完home made的早饭，我打开电脑在豆瓣上写个小屁文或者备备课，妻子以零健身成本在狭窄的卧室里就地练个瑜伽，然后在微博上草草地刷一刷屏，如果我没有课上而她也没有采访任务，我们俩就手拉手无比兴奋地去我们最热爱的场所——我们家附近一个乱七八糟但却包罗万象的大早市。我们会从熟得像远房亲戚一般的小贩们那里购得一大包信得过的食材，跟他们闲聊一下天气和农事，然后午饭时分走出早市，在马路边上的某个苍蝇馆子里吃一顿开心的午饭。回到家，午后要么睡个很没出息的午觉，要么各自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书上迷失一段时间，写下一些蛋疼的文字。下午常常召集一帮既是学生又是小友的85后90后屁孩儿玩三国杀，玩着玩着我和妻子就愉快地闪进厨房里去了。那间只有3.2平方米的厨房是我们的圣殿，我们平日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里面洗着菜挥着锅铲，炮制各种或生猛或飘逸的菜肴。经过变魔术一般的家具大挪移，屁孩儿们都能挤在饭桌上和我们一起饕餮。晚饭后，和孩儿们畅聊一通文事学事天下事，就可以让他们打着小饱嗝回去了，剩下我和妻子歪在床头看个欢乐的小片，而后关大灯开小灯，各自抱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又迷失一阵，最后，在11点之前必定咣当一下跌进梦里，决不当熬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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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听起来非常二非常没有追求，但正是这种不思上进不会来事不识大体不混大场面的二，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风中凌乱般地寻找治愈系，因为在我们的慢节奏打酱油岁月的每一个缓慢的节拍里，都藏着一个治愈系的小元神。正因此，我才在我和妻子的新书《胡吃乱想》和《灶下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突然冒出一句：“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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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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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用常识去表达，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非要用常用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把它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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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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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的人，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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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阵日本天天来轰炸，我们几乎天天跑警报。太阳在天上照着，炸弹好像水晶球一样一个一个掉下来，掉下来一个就要死很多人，可人们也没见得有多害怕，因为每天都要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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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来扔炸弹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最奇怪的是，大家都跑，可一个平常很自私的同学，碰到这种情况居然比谁都镇静，他就躲在屋里。吴晗这种民主斗士反而惊慌失措，他跑的样子让我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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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校长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差不多60岁的样子，他时常与我们一起跑空袭，但他并不跑，他很有绅士派头，衣服穿戴得很整齐，慢慢地拄着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当作拐杖，还疏导我们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非常安详，你看老校长是这样的态度，你们慌什么？他让我们很安心。吴晗那个时候是中年人，他那惊慌的样子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当然人各有异，这是修养，也是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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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人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但要说对后世还有影响就不算是消失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消失，因为每个人总会有一点用，即便是小小的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比如，前人的书总是会对后人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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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纳穆诺是西班牙最古老大学的校长，写过很多神秘的小说，还写过一本《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本书中，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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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青年时期读到这本书的，看完了就去问汤用彤先生的意见，他说这本书文笔漂亮极了。我说：“您的意思是思想不够？”他说他不同意纳穆诺的看法：“人生的意义是追求peace of mind，是追求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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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去问我的好朋友王浩，王浩说：“人一定是通过追求光荣，才能心安理得。” 和国内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历尽坎坷，乃至业务荒疏、一事无成不同，王浩一直是英国牛津、美国哈佛和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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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像王浩那样有本事的人要追求光荣，我这种追求不到光荣的人，就选择做个旁观者。这好比演戏，要我到舞台上去演出，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就安心做一个看客，人生不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得到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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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浩在国外的一生看起来顺利又平稳，得到了光荣，他得到幸福了吗？我觉得他并没有得到。矛盾和烦恼好像伴随他的一生，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恰好是他无意追求的方面。他一直想从逻辑入手弄出一套系统哲学，晚年放弃了这个野心，但仍念念不忘想要解答人生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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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普通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人生追求的是幸福”。那什么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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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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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不是这样。现代社会的物质水平要比过去提高了，可是人是不是比那个时候更幸福？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准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有才华的人都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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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在青年时期喜欢追问：“什么是幸福？”他引用过纪德的话：“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如果不是幸福，又应该是什么呢？人生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光荣、知识、权力、地位、崇高、圣洁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直到老年，他似乎并没有追求到他早年所企求的那种幸福。有时跟他聊天，我就想追问他，什么是幸福？他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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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碰面。他租了一辆新车，带着我跑了德国好多地方，那时他身体非常好，整天开车，一点都不累。但是，三年之后，他就得癌症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他是有才华的人，如果不死的话，至少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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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一直在国外，没有回国，可是他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抱有很大的希望，有几次回国又觉得很失望。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最糟糕的是什么？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道就要株连九族。”他的父亲曾经是非常追求进步的，五四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反右期间他死了，王浩要回来奔丧，但没有获得批准，他非常失落。一个人总是一个社会人，你不可能就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你要是在社会里面得不到幸福，那就没有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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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荒唐的事情：我到清华来的第一年，我就教了一门历史课，学期考试上我出题目，之后系里的书记跟我要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有什么标准答案？我的答案就算标准？不行，非得要标准答案。不要说我们没有标准答案，连牛顿、达尔文都没有标准答案，他们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学说，那个学说当时很有力量的，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超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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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今年秋天就满90周岁了。人若想要活得久一点，最好是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质量，你要是活着就是受苦受难就犯不上。我看到一些老人一大清早就起床做运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目的就是为了多活两年，而你付出的是十年的代价，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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