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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喜欢采用罚钱的方式，迟到、违反纪律都要被罚。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罚站，而是罚钱。”“班主任老师”这个角色，几乎是少年班学生眼里成人世界的表征和意义。“这种方式深深地伤害了我。后来调来的班主任老师是校长的夫人，她不罚钱，人也和蔼，可是对我们的生活不常过问。有的男生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才洗一次澡。他们把澡票都跟女生兑粮票了，因为长身体吃不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不过，宋林说起少年班，也有些美好的回忆，比如在打群架的时刻，体会一种人与人之间团结和亲密的关系，感受一种“战壕式”的温暖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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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子过了两年，宋林跟随母亲到牛津小镇，与他在当地做访问学者的父亲团聚，密西西比的这片土地对宋林人格的重铸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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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学有不少都是牛仔，他们普遍成绩平平。但当他们驰骋在牧场里，他们的身体就洋溢出野性的魅力和朴实的生命力。“他们独立、勇敢、坚强、简单。他们的生活平静、快乐，邻里关系也相当融洽。”这样的风情，让宋林看到了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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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个接到地气的人。大不了，我也可以回去放牛。”这条底线听上去开阔而柔软，想象起来，就让人如沐阳光。这样一来，求全，或许未必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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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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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在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和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一共做了八年博士后。“我喜欢波士顿古老的文化氛围，但因为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在，势利气息也比较盛行。有一些人急功近利，很有攻击性。有一些不幸的女人，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场和范儿，就几乎没有人爱她。当然，我更加讨厌纽约，它像傲气的波士顿一样势利，却又不像波士顿那么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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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只在纽约待了两年，他很少参加聚会，宁可一个人沉默地呆在家里。在他眼中，那就是一群衣着暴露的女人围着一个华尔街男人各显神通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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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有些中国人只说英文，并时常道歉：“对不起，来美国好几年，我都快忘记中文怎么说了。”这让十几岁就在美国生长却乡音不改的宋林有一种反胃的生理反应，“这个城市的逻辑基本就是：如果你不漂亮，又没有钱，那你就等着自生自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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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离开纽约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一待就是六年。他所在的实验室选择的科研方向是通过显微镜探究大脑内部的路线结构。这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前途未卜，工作量巨大却又进展缓慢，六年之中他熬走了四个同事。他们多数去了华尔街，并告诉自己：“等挣够了钱就回来开设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但多少算够？他们又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最后，当初跟宋林一起来这个实验室的四个人，只剩下后来选择回到中国做教授的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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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孤独和形影相吊也是宋林的“常态”。不是那种没有人陪着喝酒聊天的孤独，而是别人都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孤独。好在那一条底线依旧开阔而柔软：“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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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李一佳也毕业回到了国内。他在一家外企公司开始了一份年薪60万元的工作，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便辞职离开，自行创业。坚持三年，经济窘迫的他重回本行，从年薪30万元做起。创业的失败也让李一佳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虽然我在伯克利学习过，但比起没学过的人，我不一定比他们强。现在，我比从前快乐了，我很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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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佛大学”仍旧是Justin身上的一个枷锁，“我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投资行业，我喜欢教育。但如果选择教育，我就不用去哈佛念商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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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缩在臃肿的羽绒服里连连摇头，“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绝不会放弃我的太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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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要赶回去看望他的太太。当年，她在他去哈佛一年后赶去美国陪读，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给陪读的人工作机会，她只好被迫赋闲在家。现在，Justin很高兴的是，因为他事业的成功，“她完全有把全职太太当到底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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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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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电影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门槛在于电影是一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投资方不愿冒险相信新人，电影行业整体浮躁，新导演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拍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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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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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2日，在位于北京西土城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机房里，曲江涛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做后期处理，等待电影频道的领导们验收。这部电影频道拍摄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他坚持了十年的电影梦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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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完成的作品，曲江涛已经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激动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七天之后，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一条胡同的咖啡馆里，曲江涛已经在和下一部电影的制片方开剧本会，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爱情片，将进院线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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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也就是2002年，由于录像带、DVD和各种音像制品冲击，中国电影总票房仅有九亿元人民币，用圈内人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烂到家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已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和大额度的亏损，电影人纷纷转拍电视剧，摄影棚搞成了仓库，电影院改成了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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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27岁的曲江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进修班，学期一年，学费25000元；25岁的韩杰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进修班毕业，独立拍摄了一部22分钟的电影短片叫《回家》；22岁的张江南即将从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忙着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比如“首届中国同志电影节”，还写了一个叫《春花开》的电影剧本。十年后，他们的职业是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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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中，曲江涛和电影关系最紧密——他曾在新疆电视台做过三年的摄像记者。2001年6月，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京当北漂，在离中央电视台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地下室，接点中央电视台有关摄像的零活。“跟路上找活干的民工差不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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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他一起租房子的同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上进修班，毕业作业要拍一个短片，曲江涛就为他写了个剧本，是个爱情片，让这个同乡正在追的一个女孩子演女主角。因为找不到人当导演，曲江涛也就兼任了。“根本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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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在编故事方面挺有能力的。”曲江涛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有进修班，曲江涛就报名了。“那时一边上课，还要一边赚钱维持生计，没学到什么知识，就会学怎么看电影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曲江涛把“拍电影”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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