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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仇家“慢”和她的姐妹“懒惰”在那时候有教会撑腰。巨大的教堂，长时间的回音，使得所有的圣歌节奏都很慢，缓慢成了神圣庄严的代名词。在17世纪以前，很多人认为是魔鬼在逼迫他们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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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发生在17世纪，人们开始和懒惰进行秘密的斗争。人们发现了勤劳和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到了18世纪，懒惰变成了一种公认的恶行，和酗酒、淫乱待在一起了。教会终于和商人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就是劳动很重要，劳动可以带来物质，物质可以塑造美好的品德。而快速地劳动，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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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最需要被快速传播的，18世纪的时候，邮车在遇到其他马车的时候，有了优先通过权，而且不用交各种过桥、过路费，到达的精确程度也变成了分钟。邮车不仅送信，还送人。那时的旅游指南会这样写：“虽然邮政马车的舒适度极差，但是商人和一些旅游爱好者依然会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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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个叫“军事”的秘密领域里，我一直很走红，东方有一个叫孙子的人说过：“兵之情主速。”此后，他们一直为了能更快地杀人而不懈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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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要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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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隆重为大家介绍我的好兄弟——机器，是他成就了我。今天，他的脸已经很复杂，在街上碰到，我也没法认出来。我只记得他最初的样子。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被用在了纺织机上。飞梭的发明加快了纺织的速度，结果棉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明了纺纱的机器，然后，梳棉、起绒的速度又跟不上了，于是各种各样的机器都被制造出来了。直到制造机器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人们再也不为这种事情犯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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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前进一边“呜呜呜”地冒着白气，一切旧的都被他践踏在脚下，他让万物不停地运动，他强迫人们脱离了缓慢。我第一次看见他，就知道，这个家伙要改变世界。他叫蒸汽机。19世纪上半叶，科技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火车站取代了教堂，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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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比如德皇威廉三世，他在签署圣旨从柏林到波兹坦修建一条铁路时说：“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却牺牲了舒适与安静。我就不明白，把从柏林到波兹坦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好处。时间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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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是整个19世纪最有前途的投资项目，那个场面有些像后来的投资互联网，和火车有关的一切都能圈到钱，比如电报和炼钢。那时很多人乘坐火车不是为了出行，而是为了体验速度，你知道我听说之后有多高兴，为了体验我而花钱。他们看到风景在车窗外翩翩起舞，在脑中迅速掠过，很多人产生了不适的反应，但更多的人开始适应快速的观察和反应，并思考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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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变成了一个可怜鬼，完全不堪一击，总是在犯错，被人批判。她却是一种遗老遗少的心态，看着我越来越红，不可阻挡，内心只能以对我的鄙夷安慰自己，骂道：看那个暴发户。后来，她躲进了一个叫奢侈品的角落里，貌似活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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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发明之后，信件还在用马车运输，这种现象持续了好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的救星是电。最先是军队开始架设电报，然后国家开始推动，在铁路公司有钱之后，他们也成了推动电报事业的金主。此后，信息就再也没有比货物的运输速度慢过，他不断地傍上电话、无线电报、光纤、卫星、蓝牙这些大款，再也不为吃喝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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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革新”“效率”“启蒙”“创造”“节省”“先进”这些哥们儿都变成了正面典型，被人挂在嘴上，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常一起聚会，直到他们背后真正的大哥出现。他叫“革命”。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一刻，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人们开始感受到自由，他们说这是革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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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钟表也终于从一个装饰品变成了工具，她已经能精确到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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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叫力量，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每年只能在运动会上遇见一次，他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人类的早年，运动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力量，无论是铅球、铁饼还是摔跤都需要依靠力量，有个叫大卫的裸男就因为铁饼扔得远，而被历史永远记住。我母亲说，这是因为尺子比钟表容易发明，没有精确的计时器，短跑这种速度项目，根本没法开展。这是我妈妈这辈子最睿智的一句话。像马拉松这种项目，完全和我无关，那是耐力在幕后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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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欧洲，开始兴起一种叫马术的运动，贵族们穿着花哨而时髦的衣服，强迫自己的马跳芭蕾，这种运动并不是比谁快，而是看谁更优雅、更纤巧、更能把握正确的节奏。几百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一种叫赛马的运动，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的。但是优雅却对我说：“你看，那些马就会傻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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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在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一个叫顾拜旦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我终于排在了力量的前面。几乎所有运动的核心都变成了快，那些能快起来的人，变成了英雄，享受着群众的欢呼雀跃，就像皇帝一样，即使他们只快了0.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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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变得越来越苛刻，她总是以她自己的标准要求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计时首次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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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出现时，我已经没那么惊讶了，或者说，我已经无暇顾及了。那时，我是时代的偶像，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1895年，法国人举办了巴黎—波尔多—巴黎拉力赛，冠军是比利时大银行家的继承人，那时候速度是贵族的头衔。1926年，汽车就能跑出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人们面对新的速度纪录不断尖叫欢呼，在德国纳粹的宣传中，德国的赛车手被宣传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受世界尊重的先锋”，这句话是希特勒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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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氛围里，被我撕裂的车身和血迹斑斑的人体，让人类学会了一个古老的物理公式：力=质量×加速度。我又开始被人批评。于是，我多了一个私生子，叫安全。据说他是“慢”生的，不过我对这件事情很怀疑，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慢”了。安全一直和我作对，以至于现在汽车的速度和1926年也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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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得越来越危险，子弹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机关枪的面前，横行了2000年的骑兵因为速度太慢而纷纷倒下，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战场上，那些在工厂里的工人也并不开心，他们发现有个叫泰勒的人，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希望把工人变成工具，以使工人能配合上机器的速度。而泰勒则认为他在教别人科学地使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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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造汽车的福特说：“浪费时间和浪费生产材料有着本质的区别，浪费生产材料可以弥补，但是浪费时间却无法弥补。”为了跟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的工人不能分心走神，没有时间抽烟和聊天，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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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蔓延到了办公室、家庭和餐厅，快餐的出现使得食物的口味越来越差，但是人们已经忙得没有时间抱怨了。在街上走路的人，经理比员工快，有工作的人比失业的快，纽约人走路的速度是希腊农民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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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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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说我还有一个私生子叫“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和荣格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这是内分泌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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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速度病毒，意思说我已经从军事、交通和工业领域侵入了家庭。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使得家庭主妇们越来越忙，她们要忙着操作电熨斗、搅拌机、吸尘器和微波炉，还要把全能洗衣粉放进快速洗衣机里，然后再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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