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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美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三拨“和平队”队员。在这之前，久未有美国人长驻于涪陵。“文革”期间，反美宣传抵达高潮时，“和平队”被看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输出价值观，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来它换了一个讨喜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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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何伟和另外一个22岁的志愿者亚当来到了涪陵师范学院——它是离“和平队”领导最远的地方，那意味着最大限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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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不会是间谍？”涪陵的老师、学生远远地想，他们被叮嘱要与美国人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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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教高年级学生英美文学。一次，有人交上一篇作文：“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说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裤子上的皮带也随意地耷拉着；另外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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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何伟最喜爱的学生，“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言行，而她从不随波逐流。”毕业之后，她却在写给何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实情：“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之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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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已成历史，如今是他的妻子在白宫出入。现在，作为一场告别，何伟回到涪陵，因为他要离开中国五年。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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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何伟，为了告别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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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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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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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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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大脸，中等身材，戴个眼镜，却不显斯文样，嘴大——这就是心理咨询师雷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雷明所要做的就像对待他的办公室一样，剥掉所有的伪装、矫情、修饰，他需要赤裸裸地了解一个女性，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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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顶灯没有灯罩，这是一个躁狂症患者突然发病时拿起长柄雨伞抡的，当灯罩砸在地上摔碎了之后，病人愣了，呜呜哭起来。雷明没打算再安个新的，不知哪天又被砸了。“我提前进入40岁了，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刚开始出名的时候，三四年前，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个新行业里有很多人认可，觉得好像有机会，很冲动，但很快就过了，现在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心态。”可他要真是一个月赚四五千的普通人的心态，恐怕现在孩子都满地乱跑了。“你要看到现在我被很多人需要，但是你也要看到现在我还没孩子。得失是相对的，我看到很多发了财的人，我也看到很多早晚是悲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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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想当一个厨子，省心，最喜欢做饭，我是那种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亲子关系下被剥夺了宏伟理想的孩子，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被骗着读书的，上初中的时候老妈说：‘上高中就好啦，没那么累啦。’我的中学是北京一四一中，老红旗，还是重点，以前林彪的嫡系，那学校硬件设施贼老好，哎呀。小学时因为父母都是搞法律的嘛，我爸爸那时候是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旁边有一府学小学，现在放学时间去交道口兵马司那儿，一溜的车，这是北京最横的小学，排名前三位，连那学校周围的地价都在飙升。我的幼儿园更横，东华门幼儿园，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东华门幼儿园，到府学小学，一四一中学，然后一直到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出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一直到这儿全是名校。最后进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这一个不是名校。”只有这最后一个学校是雷明在主观能动性下自己选择的，也是他认为能够一直从事下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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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老政法人的孩子，雷明被寄予的希望也是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父母安排当年的同班同学做他的班主任。考了律师证之后开始做律师，可是他待不下去。“那时候做律师这个行业没多久，我去给一个人打官司，最后官司赢了，去东北要人家还钱。人家把现金拿来，搁在桌子上，我的委托人也在，对方说：‘官司已经打完了，钱在这儿，可是你们拿着这个钱走不出去，这么着吧，不是吃饭吗？摆了一桌儿杯子，雷明你喝一杯，我还你10万元。’我喝呀，酒量不好，白酒，小酒杯，20多岁仗着年轻，要回来的钱5%归个人，我替当事人要回来10万元，就能提成5000块钱。喝到最后我满桌找杯子，全是空的，已经忘了当时具体喝了几杯。那个东北人挺仗义的，他打官司输了是想把这口气出了，钱还是还的，看我喝得那样，拿那么多现金，还叫人给我拿了个箱子。回到酒店我吐得都是胆汁，根本没意识了，加起来可能有个小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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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一直想躲开理工科的雷明，上高一就想躲开数学；后来不想当律师了，想找一个“干净的领域”，想了半天，还是和机器打交道最干净，于是他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不光要自学高中时候理工科的内容，大学四年理工科的内容全要在四个月内弄清楚。“模式识别方向首先要学计算方法和数值分析，什么三次样条插值基函数、拉格朗日插值基函数。还有另外一个要学的就是组合数学，就是概率论之上的东西，大量的排列组合。还要学拓扑，就是把一个圆形，咔，变成一月牙形，又咔，变一个别的形。然后还要学概率。把这些全都啃过去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入学考试。”当时这些全看不懂，但是学法律的有一个好——能背，他找了一个北京大学学数论的博士，“我估计他现在都能在电视上看见我”，雷明把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两本教科书拿来，让他把所有的练习题全都做出来，一步一步，步骤一定要详细，当时做一道题多少钱说好了，博士生回去找了宿舍里哥儿四个，把两本教科书课后所有练习题全都步骤清晰地做了出来。雷明就背，背完之后上考场。他这么做的好处是，所有的题都从课后练习题里来，虽然肯定不是原题，数都变了，但是解题思路没变，雷明把里面所有的步骤写得极端详细，那张卷子步骤分一分没丢，但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那场考试雷明得了89分，顺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为了考试强行背下的这些东西，让雷明脑袋正中心冒出一大块斑秃，他用手比划着，有两个一元硬币的直径大小。“一夜之间，秃得精光，都能照出人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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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今年37，事业小有成就，一切都离成为快乐厨子的心愿越来越远，“还怎么回去当厨子？回家也不做饭，家里有保姆。我有抱怨，我跟我妈说，我从小就想当一快乐的厨子，你们非要让我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吃多了吗？在中国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很痛苦的。北京我最羡慕的是一个叫大董的人，他就是一厨子，以前全聚德烤鸭店的一个厨师长，现在人家（大董烤鸭店）都快上市了，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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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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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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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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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若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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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曾是日本童星的女演员现在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害怕在日本陷入刻板的未来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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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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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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