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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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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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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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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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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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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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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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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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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注：民主问题在后面内容有详细论述，此处暂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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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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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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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平、平等、平均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公。基于日常表达习惯，三者经常互相代用。关于什么是“公平”，作者在“温和的剥夺”一节（见077页）中作了详细论述。敬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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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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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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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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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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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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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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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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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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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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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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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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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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