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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商品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财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城乡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时，国家把当时住房的产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移给了原住户。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不过不是流给了贪官污吏，而是给了城市居民。每户原来住公房的居民因为那次的产权转移获得一笔巨大的收入，按现在的房价计算，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小城市的没有那么高）。以后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以各种名义，暗中继续进行福利性分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国家损失上千亿元。获得利益的不是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各种能够接近特权的城里人。在这次分利的巨大盛宴中，整体而言城市居民是获利者，而农村人口分文未得。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它并不表现为可见的货币收入，所以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它表现为今后农民进城要支付高额房租，而已经购买公房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笔负担。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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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运作，我国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飞涨，住房价格同时飞涨。但是大多数原居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既不用花钱买房，也不用付房租。感到压力的是新进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中最困难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最多。他们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不解决他们在城里的住所问题，城镇化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正面应对，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完成城镇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工业化，不解决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所问题，这些目标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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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总规模要扩大一倍。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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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完全靠市场，让农民工自己买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决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具体的办法可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兴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进城的农民。这完全不同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涉及产权，而且是低标准住房，建筑成本很低。住户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补充建房的利息和折旧，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有了补贴就有可能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开发。等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渐转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换成为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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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策应该及早实施。让过去一直受歧视的农民获得一些补偿。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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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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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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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富士康连续有十几个员工跳楼自杀，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企业的自身反思。结果是企业给员工大幅度加薪。对此有人赞成，也有人担忧。到底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待？是与非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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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忧的理由是工资这样上涨，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没了。外资会纷纷撤出中国，把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中国发展的势头就会停下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没有看到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欠发达国家提升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要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发生的事正好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的大方向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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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将近一倍，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涨多少。这不是资本家加强了剥削，而是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情况慢慢变了，开始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市场向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移，工人因供不应求而增加了他们的谈判地位，所以会发生加薪的事。这些变化不是富士康的老板所能决定的，也不是政府政策能够改变的。这是市场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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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为什么短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在升级，靠低工资、拼资源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由于计划生育而发生相当突然的变化。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分子是非劳动力人口数，分母是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几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分母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抚养比降低。可是等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于是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抚养比迅速上升。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快速的转变初期。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招生人数开始减少，许多大学招生达不到目标，各学校都在抢生源。至于小学学校人数减少，并班，关闭小学，一直都在发生着。1980年全国有91万所小学，1.46亿小学生；现在一路下降到30万所，1.0亿学生。而人口从1980年的9.8亿增加到现在的13.3亿。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负面效果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逐渐暴露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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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丧失劳动力低廉的优势，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应对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这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产业的升级。工资上涨正好帮助这一变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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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站在产业升级的面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产业升级的某些条件。比如讲，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而多半是“80后”的一代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一点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愿，知道自己维权。在技术上也更有条件掌握新工艺。中国的工程师、设计师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环境有条件钻研技术，搞发明创造。我们的制造业早已不同于30年前的状态。过去稍微复杂一点的装备都靠进口，现在不但不进口，装备产品也在出口，有许多技术已经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铁道、数控机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桥梁隧道、复杂建筑，这些技术中国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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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应于一个有更多知识，更高技术，更自觉而且有组织性的工人队伍。他们必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争取平等谈判的地位。这一情况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在社会需要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适应工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新结构。工会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有尊重别人利益的立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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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工资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一方面要帮助这个过程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于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够实现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坏事。特别要注意，光是在薪资上打主意是一个零和游戏。工人多得，投资方就少得。财富不会有净增长。财富增长要靠结构调整，靠创新，靠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涨工资是促进这个转变，为转变创造条件。涨工资本身并不能有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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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大家认为那是公平，其实那是对创造财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没有效率，后来改为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们获得公平，这是好事。担心加工资丧失竞争力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一种偏向。更何况加工资对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够扩大消费，有助于平衡宏观的需求结构。现在宏观的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资过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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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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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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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100年里，我国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率的行业。那时候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9/10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4亿人口，还有相当大的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马关条约》就赔日本2亿两白银，庚子赔款赔八国联军4.5亿两白银（实际支付6.5亿两，包括利息），其他零碎赔款发生多次。这些负担最后大部分都落在农民身上。政府打败仗，农民来承担。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20年的军阀混战。各省之间常常兵戎相见。虽然打的仗都不算大，大多数的战事死亡不过几百，时间不过几月，但是对生产的骚扰影响不小。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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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作出巨大贡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贡献。尽管有非常沉重的战争负担，总体来讲没有大规模饿死人。只有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不顾百姓死活，将花园口黄河堤坝炸开，淹死89万人，饿死可能达百万之众。此外八年中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双方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抗日战争的规模。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从这些事实可见我国农业是相当高效的。生产力的水平靠的是生产关系的稳定，各方面都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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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斗地主，分他们的土地和浮财，后来又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巩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切都是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干的，都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带头，用搞运动的方式推进。分地主的土地，是为了消灭剥削。看似有理，但是破坏了财产的所有权，这才有后来的强迫入社和土地入股等事情。土地所有权的破坏，其影响至今还到处在起坏作用。强迫加入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合作肯定比单干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农民不愿意，因为报酬和劳动付出不对应，吃大锅饭。政府出于好心强行推广。这些措施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农产品的供应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农业越走越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想尽了办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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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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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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