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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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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来劝募慈善捐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涌现大批亿万富翁。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可是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寥寥。这种状况引起一片争议,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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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感到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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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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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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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环境上看,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农村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城市里的资本家被改造了。结果在中国彻底铲除了富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人国。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有私人小汽车。在社会上三代贫农是依靠和提拔的对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脚底下的。只有穷才能有前途,富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谁和富字沾上边,谁就会倒霉,一辈子被歧视,连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摆脱了和富的关系,或者说,除非你变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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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对富字的忌讳减少了。首先对私人财产的看法从非法逐步承认其合法性。“宪法”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经过几次修改,从不保护到勉强的保护,但还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气壮。比如对公共财产的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说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至于什么是合法的,要由别的法律来解释。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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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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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这涉及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走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彻底否认剥削理论;还是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还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采取古巴模式、朝鲜模式,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这一转变即使可能,也要很长时间,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另外找出路。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其实在美国慈善捐款的来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众。慈善成为每一个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开支和吃穿用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当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过占家庭收入的1%~3%。但就全国而言,总数非常可观,足够全国慈善事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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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就是李连杰所倡导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元钱。我认为这个方向符合中国的国情,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壹基金曾经遭遇很大困难。原因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特别是民间的慈善极难获得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不能在银行开设账号,没有自己的图章,也开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据。因此也不能向公众募捐,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机构才能做。当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尝不可。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救济目标缺乏合理的针对性,操作不透明,没有热情,是冷冰冰的照章办事,还有不少贪污浪费。使得大家出钱不放心。这就大大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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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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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引出许多对慈善事业的想法。其实,不管他们两位来不来华,中国慈善事业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论并付诸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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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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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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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跟企业无关。这样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腐败,企业绝不会主动搞腐败。所以我国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不提反腐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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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过来看也是对的,如果企业坚决不搞腐败,政府想腐败也没有人去响应,政府也腐败不起来。可见反腐败是两方面的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事。美国的法律禁止企业行贿,个别企业在中国搞腐败,对中国政府行贿,触犯了法律,被判有罪。相反,这些案件的中国涉案者至今还逍遥法外。由此可见两国法制的巨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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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中国的企业很难抵制政府的腐败,不得不随势顺流,靠腐败来生存,甚至谋取竞争中的优势。企业行贿几百万上千万经常有所耳闻,小则请客吃饭,都是司空见惯。这种广泛性的社会腐败现象,正在腐蚀我们的国家,它不但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还恶化了收入分配,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官员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是算贪污腐化,要被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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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纠正我国这种广泛性的腐败,必须动员各种力量,民间的、政府的,甚至外国的,一起行动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对企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远比环境保护、按章缴税难得多。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能够疏通办事的障碍,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时候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行贿是能够优化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是降低经济效率,腐蚀道德标准的做法。企业如果不讲社会责任,行贿是它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要讲社会责任,企业必须抵制任何方式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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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确是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一项重大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知道应该反腐败,但是企业反腐败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政府官员索贿,企业予以拒绝,企业要求政府办的事很可能会被刁难,甚至连生存都会受威胁。再说,反腐败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事,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见效。单独一个企业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没多大把握的事,确实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的反腐败提不到日程上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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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有可能做的做起,不管多么微小,日积月累就能慢慢起作用。这个办法就是企业要把反腐败放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上,要教育员工,遵守企业的道德,尽力不搞腐败。企业的财务要透明,钱的去向要有交代,要把抵制腐败写在自己的员工守则上。大企业都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要负起责任来,不许企业搞腐败。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大多数企业联合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就能够使企业的反腐败形成一股力量,能够极为有效地帮助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例如,印度的企业联合起来反腐败,他们印制了两万多张面额为零的钞票,上面写着“不许搞腐败”,当政府官员索贿时就把这种钞票给他。企业联合起来和单个企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当企业联合起来时,双方的博弈形势就起了变化,贪污分子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如果大家不行动,反腐败就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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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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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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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理解。最直观的平等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这就是平等的最直观理解。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生,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平等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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