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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养“懒汉”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我认为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们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富裕和平等两大目标都是我们所要的。这里的平等是指满足每个人的生理需求的平等。人与人相比生理需求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收入分配可远远不是平等的。企业家、歌星、运动员等的收入千百倍于普通人。这一需求和收入的差距使人们感到不可接受。一些高收入的人一掷千金，他们吃一顿饭够穷人一年的饭费；他们的住房像宫殿一样，而穷人只能蜗居在斗室之中。福利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使人窒息的社会不公，即使牺牲一点效率也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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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清楚地说明，效率和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不能得兼的。多一点效率就要少一点平等。究竟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如何选择？或许可以说，当国家很穷时应该多考虑效率，等富起来之后应该多考虑平等。并不是说穷国就不需要平等，起码的平等，人人有饭吃，这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收入的平等会妨碍进一步的财富积累，此时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财富创造的功能，使全社会尽早富起来。但是，随着市场的发育，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穷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而愤愤不平的感觉会越来越普遍，社会就必须转型了，由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平等。现在的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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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在福利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平等和效率的矛盾，而是反福利，既无平等又无效率的问题。我国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一致同意，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就城乡各自的收入分配来看，差距都不算太大，基尼系数都不超过0.4，但是就全国而论则超过了0.45，差距主要来自农村的收入太低。而我国的福利制度却把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教育、医疗、就业，都是照顾城里人远多于照顾农村人。尤其是最近，成为全国重点实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巨额的公有资源拿来补贴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等补贴住房，而农民是一点也挨不上边的。一套住房的补贴数可达几十万元，够农民十年的收入。这样的福利政策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使今后的分配问题更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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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中有一种普通人买房靠政府的舆论，其不良后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的。其一，大家盼着政府补贴，而不是自己努力挣钱，就会去托关系，钻空子，把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钻营之道上。其二，廉价房的分配不是市场化的，而是靠接近权力的程度，客观上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其三，限价房多了，在土地一定的条件下商品房必定会减少，使其价格上涨。其四，不必要地加大了政府的权力。我们多年来讨论政府职能问题，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要由政府插手，限价房把本来是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了政府，变成了体制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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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中还有廉洁问题，尤其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因为福利是由政府分配的，在分配福利中政府是有利可图的。应该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随着政府廉洁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渐增加社会福利，让更多的公共资源由政府来分配。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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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府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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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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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大家总结其成果，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100多年来，只有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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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状况没有太大改善，财富的分配过多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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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形成了紧张的社会关系，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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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了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地位的不同、权利的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而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可见，却恰恰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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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扩大化反映出来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而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出在老百姓很难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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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老百姓要实行监督权，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改善执政效率，增加执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权益，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尤其是提高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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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政府公共治理课题，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作出定量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可以用以监督政府，改善政府绩效，进而改善地位分化和贫富差距，从而推动改革开放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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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的改革要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这需要回答下列两个问题：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和人均GDP有没有相关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及改善和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有没有相关性。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将会有助于人们理解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对中国未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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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不妨从对省会城市的评分开始，这还可能有两个用场。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很差。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工作作出评价，客观上能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相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中会对当地政府产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建立起来的。二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需要客观评价。在目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下，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GDP挂帅的评价机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的干部只关心GDP数据，而忽略公共治理。而客观真实的信息，不仅包括GDP相关的数据，也包括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相关数据，这对于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同时对居民的调查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政府直接的服务对象，对政府的服务水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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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各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当地的人均GDP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不一定越好。同时，一些人均GDP差不多的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表现却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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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成都和昆明的人均GDP接近，但是成都的治理得分要比昆明高15％。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调查的30个城市分为三组，然后观察每组的平均情况，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最高的一组的整体治理水平要比其他两组高，但只高了不到2％。经济中等和较差的两组治理状况几乎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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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服务这个维度上，三个组的排名与经济水平一致，经济越发达，公共服务上的得分就越高。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方式这个维度上，经济最差的一组和经济最好的一组表现接近，而经济中等的一组表现最差。这就说明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和经济无关的事务上，表现并不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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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与公共治理水平不相关有重要意义。它说明我们在追求GDP之外还应该有别的目标，就是改善公共治理。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不一定和经济发展有关。短期内不保护产权和人权，GDP也可以增长。中国地方政府热衷的土地开发和基础建设投资，就是不依赖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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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的物质享受和公共治理的享受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两者不能相互替代。GDP低的省份也可以实现良治，GDP高了也不能忽视对公众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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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共治理水平与GDP无关，却与公民权利紧密相关。现有的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评模式迫切需要改变，否则就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长期危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是无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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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依靠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认为穷的地方不能改善公共治理的想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人均GDP低的省份也可能在公共治理水平上获得高分，就表明只要政府改变其治理方式，穷的地方照样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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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如果小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人们看病和养老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加深该地区的地位不平等，而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穷人上升的空间和渠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旦恶化，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拖累整体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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