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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的改革要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这需要回答下列两个问题：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和人均GDP有没有相关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及改善和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有没有相关性。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将会有助于人们理解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对中国未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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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不妨从对省会城市的评分开始，这还可能有两个用场。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很差。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工作作出评价，客观上能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相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中会对当地政府产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建立起来的。二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需要客观评价。在目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下，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GDP挂帅的评价机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的干部只关心GDP数据，而忽略公共治理。而客观真实的信息，不仅包括GDP相关的数据，也包括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相关数据，这对于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同时对居民的调查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政府直接的服务对象，对政府的服务水平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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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各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当地的人均GDP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不一定越好。同时，一些人均GDP差不多的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表现却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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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成都和昆明的人均GDP接近，但是成都的治理得分要比昆明高15％。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调查的30个城市分为三组，然后观察每组的平均情况，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最高的一组的整体治理水平要比其他两组高，但只高了不到2％。经济中等和较差的两组治理状况几乎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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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服务这个维度上，三个组的排名与经济水平一致，经济越发达，公共服务上的得分就越高。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方式这个维度上，经济最差的一组和经济最好的一组表现接近，而经济中等的一组表现最差。这就说明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和经济无关的事务上，表现并不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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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与公共治理水平不相关有重要意义。它说明我们在追求GDP之外还应该有别的目标，就是改善公共治理。公民权利和治理方式不一定和经济发展有关。短期内不保护产权和人权，GDP也可以增长。中国地方政府热衷的土地开发和基础建设投资，就是不依赖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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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的物质享受和公共治理的享受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两者不能相互替代。GDP低的省份也可以实现良治，GDP高了也不能忽视对公众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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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共治理水平与GDP无关，却与公民权利紧密相关。现有的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评模式迫切需要改变，否则就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长期危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是无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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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依靠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认为穷的地方不能改善公共治理的想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人均GDP低的省份也可能在公共治理水平上获得高分，就表明只要政府改变其治理方式，穷的地方照样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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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如果小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人们看病和养老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加深该地区的地位不平等，而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穷人上升的空间和渠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旦恶化，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拖累整体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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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平等与虽然有贫富差距，但穷人拥有上升空间和渠道不同，后者意味着穷人和富人在地位上其实是平等的，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合法的努力变成富人。但地位不平等限制了这种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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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公民基本权利的改善。正如我们前面说明的那样，单纯的GDP哪怕是人均GDP的增长，可能同时伴随着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恶化，不仅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造成巨大的差距和不平等，甚至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会形成巨大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而陷入更加不平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需要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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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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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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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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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我和几位朋友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目的是帮助偏远农村的妇女有机会来北京打工，提高她们的收入，摆脱贫困。这个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但是也有人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我们是代表资产阶级雇佣穷人为富人服务，是一种不利于穷人的行为。这个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我们的家政服务员确实可能会感到寄人篱下，受制于人。所以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公平，怎样得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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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的关系。穷人为富人服务，但是富人也为穷人服务。比如办银行的应该说都是富人（除国有银行），他们也为我们穷人服务。我们的工资大多是通过银行存入再取出，银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互相服务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人们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后，把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互相服务，而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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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有贫富之分。这个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光是现在如此，过去的历史上也如此。人们追求公平是人的天性，大家不能容忍人与人的不公。许多革命者追求公平，付出了牺牲，可是社会的不公还是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作没有积极性，都想别人多干些，自己可以搭便车，坐享其成。最后生产下降，生活困难。这才有改革开放，大家奔向致富，我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可是贫富差距过于扩大，造成种种丑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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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验说明，贫富不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绝对的平等不利于财富的生产。我们应该在财富有效生产的条件下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平。换句话讲，我们既要求富裕，又要求公平，二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过于平等会受穷，过于讲究效率会不公。结果只能是二者的折中，保留一定程度的贫富方面的不公，让社会富起来，但是时刻警惕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这恐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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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们家政服务业自身的经验看，保留一定的贫富差距确实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我们有的服务员能挣到2000元月薪，个别能够挣到3000元，因为他们的服务特别好。也有个别特别能干的服务员自己当了老板，或者考上了大学。他们的成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更不是剥削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创造的财富。应该看到市场是很公平的，它不会长久地埋没人才。市场给我们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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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的是财富的公平问题。社会上还有一种不公平，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公。有的人依仗有权有势，盛气凌人，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对别人摆出教训的架势，这是我们家政服务员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这种不公平在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它靠等级和地位的不同来维持。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有一品官，二品官，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是有不同特权的人物。所以地位的不公，特权泛滥，是旧中国的特点。）对这种地位的不公，我们要努力纠正它。富平家政学校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力量，能够做的事很有限。但是每有机会，我们就要宣传地位平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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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客户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近几年来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我们感谢高水平的客户，用平等地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对那些喜欢摆架子，动不动就教训人，甚至骂人的客户，我们把他们记入黑名单，几年内不给他分配服务员。一直到他们改正为止。但是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少，近年来几乎没有了。我们承认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我们不赞成地位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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