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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如果小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人们看病和养老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加深该地区的地位不平等，而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穷人上升的空间和渠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旦恶化，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拖累整体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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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平等与虽然有贫富差距，但穷人拥有上升空间和渠道不同，后者意味着穷人和富人在地位上其实是平等的，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合法的努力变成富人。但地位不平等限制了这种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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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公民基本权利的改善。正如我们前面说明的那样，单纯的GDP哪怕是人均GDP的增长，可能同时伴随着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恶化，不仅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造成巨大的差距和不平等，甚至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会形成巨大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而陷入更加不平等的恶性循环的怪圈，需要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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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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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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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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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我和几位朋友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目的是帮助偏远农村的妇女有机会来北京打工，提高她们的收入，摆脱贫困。这个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但是也有人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我们是代表资产阶级雇佣穷人为富人服务，是一种不利于穷人的行为。这个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我们的家政服务员确实可能会感到寄人篱下，受制于人。所以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公平，怎样得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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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相服务的关系。穷人为富人服务，但是富人也为穷人服务。比如办银行的应该说都是富人（除国有银行），他们也为我们穷人服务。我们的工资大多是通过银行存入再取出，银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互相服务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将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人们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后，把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所以问题不在互相服务，而在社会上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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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有贫富之分。这个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光是现在如此，过去的历史上也如此。人们追求公平是人的天性，大家不能容忍人与人的不公。许多革命者追求公平，付出了牺牲，可是社会的不公还是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作没有积极性，都想别人多干些，自己可以搭便车，坐享其成。最后生产下降，生活困难。这才有改革开放，大家奔向致富，我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可是贫富差距过于扩大，造成种种丑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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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验说明，贫富不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绝对的平等不利于财富的生产。我们应该在财富有效生产的条件下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平。换句话讲，我们既要求富裕，又要求公平，二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过于平等会受穷，过于讲究效率会不公。结果只能是二者的折中，保留一定程度的贫富方面的不公，让社会富起来，但是时刻警惕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这恐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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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们家政服务业自身的经验看，保留一定的贫富差距确实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我们有的服务员能挣到2000元月薪，个别能够挣到3000元，因为他们的服务特别好。也有个别特别能干的服务员自己当了老板，或者考上了大学。他们的成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更不是剥削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创造的财富。应该看到市场是很公平的，它不会长久地埋没人才。市场给我们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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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的是财富的公平问题。社会上还有一种不公平，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公。有的人依仗有权有势，盛气凌人，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对别人摆出教训的架势，这是我们家政服务员经常会碰到的问题。这种不公平在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它靠等级和地位的不同来维持。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有一品官，二品官，一直到九品芝麻官都是有不同特权的人物。所以地位的不公，特权泛滥，是旧中国的特点。）对这种地位的不公，我们要努力纠正它。富平家政学校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力量，能够做的事很有限。但是每有机会，我们就要宣传地位平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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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客户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近几年来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我们感谢高水平的客户，用平等地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服务员。对那些喜欢摆架子，动不动就教训人，甚至骂人的客户，我们把他们记入黑名单，几年内不给他分配服务员。一直到他们改正为止。但是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少，近年来几乎没有了。我们承认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我们不赞成地位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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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求我们的服务员既要自尊，也要对别人尊敬，用互相尊重的态度对待一切人。我们反对不尊重别人，反对对别人居高临下。不论在客户家，或者在自己家，对待丈夫、长辈、孩子，都要培养公平对待的精神。公平是争取得来的，它首先是对自身的要求，要摆脱中国的不良传统，看人下菜碟，区别对待。如果客户对自己不尊重，要据理力争。但是要用互相尊重的态度说话，不可野蛮从事。服务员和客户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争平等上，而应该建立在以心换心上，是一种互相的信任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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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对待两种社会不公的办法，承认一定的贫富差距，反对任何地位的不公，是唯一正确的争取平等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行办法。我不赞成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解放穷人，因为其结果是全部都变成了穷人。对那些批评我们站在富人的立场，让穷人为富人服务的说法，虽然在感情上容易得到共鸣，却是一条脱离实际的批评。如果用别的办法消除不公，最后会使社会遭到破坏。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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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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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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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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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50年代我就对运筹学有兴趣，其中要用不少优化理论。后来就专门学习数学规划，也就是最优化数学理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尔曼著的《应用动态规划》。它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一些极其简单的优化原则，竟然是许多复杂高深结论的基础。受它启发，我于1979年提出了择优分配原理，也是用极普通的常识来解释数学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这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解的方法。对于不懂数学的人来说，很难弄清楚拉氏乘数法是什么东西。我用择优分配解释了这一方法的经济意义，并从此推导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即一般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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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以为自己的成果可以和贝尔曼的动态规划原理媲美。后来才知道，一个多世纪前的德国学者戈森早已得到过类似的结论，而且以后被现代经济学奠基人杰文斯等人加以发挥。国内学者王国乡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比我早。这使我感到沮丧。但仔细比较戈森等人的叙述，和我的推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我将这一理论作为基础建立起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把微观经济学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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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我参加了由诺贝尔奖得主克莱茵教授（当时他还没有得奖）组织的、由七位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两个月的听课极大地帮助我整理了自己的经济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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