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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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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利益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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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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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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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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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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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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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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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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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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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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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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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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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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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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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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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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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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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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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认清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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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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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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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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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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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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