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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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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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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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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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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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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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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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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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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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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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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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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认清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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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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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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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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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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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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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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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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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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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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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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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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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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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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