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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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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认清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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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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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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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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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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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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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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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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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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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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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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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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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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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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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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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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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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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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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的，国家的参与在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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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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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离大同世界也不远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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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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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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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欧洲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通过了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先进政治理念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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