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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和后30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100年里中国人活在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启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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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近3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30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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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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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20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是下降的。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经济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就是赚钱的30年，也是财富创造的30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大多数城市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30年前谁也没有想到的，连做梦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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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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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公平的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20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为了积累工业化的投资资本而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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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还有10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化的起点非常低，人们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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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30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人权中最重要的生存权有了巨大改进，大大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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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三个代表中第一条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忽视的。牺牲少数人，可能使全社会财富总量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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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顺利。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维艰。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开放使2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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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30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信网络等，这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恐怕要100年才能搞得起来。像印度、菲律宾连续几十年电力供应不足，极大地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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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国内改革开放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华人华侨多数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30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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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执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且这个社会的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层群众的利益。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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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并不乐观。司法一直不独立，明显偏向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全国各级政府据说有500万辆公车，年耗资6000亿元，成为国家预算中最大的诟病。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执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20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既得利益群体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执政工具之内。这种状况和30年前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时关心的利益取向已经非常不同。要恢复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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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分子治理国家。近30年来共产党的精英治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多。这时，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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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社会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之间的协商，从国王和贵族的斗争，国王和教会的斗争，都是上流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政，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从根本上说，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精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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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30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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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第七章］ 重申市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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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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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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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举世瞩目。短短30年间GDP增长了16倍，人均GDP增长了9倍，贫困人口比例大幅降低。中国不再有饥饿的问题，有几千万人买了小汽车，每年有1亿多人坐飞机旅行。中国消费全球46％的煤炭，差不多同样比例的铝和锌，生产的钢铁量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加起来再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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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可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我们不是不想致富，也出了许多政策，做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极大的牺牲。估计人均GDP在这30年中减少了一半。尤其对农业的破坏恐怕是空前的。中国的农业本来是很高效的。满清政府对外赔款几亿银两，最后大部分变成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粮食不足的严重局面。即使在抗战时期，日寇大量搜刮粮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1938年花园口决堤是一个例外）。但是解放后一直缺粮。即使不算三年自然灾害，正常年景下仍有两三亿农民一年要饿上几个月。至于工业，“大跃进”时提出1070万吨钢的奋斗目标，以全国大片森林消失的代价算是完成了。可是那个产量只及现在我国钢产量的1/60。更不用说三线建设，投入无数，产出基本为负。改革开放后处理三线遗留问题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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