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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它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每平方千米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1/3，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5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3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应对土地紧张的困难不是限制土地的使用，而是用好每一块土地。限制土地的用途恰好有碍于土地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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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占人口总数60％多的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2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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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做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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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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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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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设置了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用以限制任意将耕地转换成开发用地。从现实生活来看，我国的粮价并不高，国家还要抬高粮价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倒是房价太高。房价高不是建材贵或盖房的劳动贵，而是土地贵。土地供应有18亿亩红线的限制，所以贵。如果允许自由转换，一定会有大量土地转变成开发用地。土地供应增加，开发用地也就不贵了，房价也就下来了。虽然这种转换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出让土地的农民愿意，开发商也愿意，各得其所，但是危害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政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要限制这种只顾财富增长的行为。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粮食安全显然比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是一般人想问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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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别的数量，比如讲19亿亩岂非更安全？20亿亩又更安全一点。这样推断下去，全国的土地都拿来种粮最安全。谁也不会要求只顾粮食不顾别的，可见这样的逻辑并不对。换句话讲，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想找出一个最合适的耕地数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太多，别的用途需要多少土地也无法计算出来。谁也没有能力计算出一个最优耕地数量，所以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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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谁也不敢忽视。可是安全有一个“度”的界限。无限度的安全只能做宣传口号，于事无补。真正的安全是涵盖各种利弊的综合。要粮食安全，也要交通安全，还要照顾全面的经济发展，缺了什么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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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全的界限不断在移动。比如在粮食生产上有了科技的突破，单产增加，18亿亩的红线就可以减少一点。生物燃料的发展会挤占种粮用地，全球的粮食供应会减少，粮价会上升，红线就得朝更多的方向移动。这无数因素的作用谁也计算不出来，只能靠市场这台大计算机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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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市场可靠吗？它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容易。没有简单的方法。这涉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市场能够最优地配置资源。市场不但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最优地配置，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多的享受。这个理论的确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大家容易接受的是有个最优的计划。可是很少有人想一想，这个最优计划算不算得出来？有计划按比例的设想是好的，就是没法计算这个计划和比例，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市场来解决这个计划和比例问题。这个结论是全世界死亡上亿人口为代价得到的。一直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成功，最后都改弦更张，回归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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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并不是没有问题。生产、运输、分配，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有人说，农业生产不同于别的产业，因为它有一年一次的生产周期。但是如果考虑到南半球的农业，生产周期就减少到半年。当然，半年也还是太长，所以应付粮食安全需要保有一定量的储备。联合国设立的储备标准是年消耗量的14％～17％，估计我国的储备远超过此数，达到了40％（这是国家保密数据，只能从各种信息来估计）。对中国而言，还有国际市场这个大储备库。说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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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试问，对一个县来讲，是自给自足安全还是依靠交换安全？无疑，依靠交换更安全。因为一个小地区由于气候、天灾等原因发生供给不足的机会更大，如果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可以互通有无，供给的安全性肯定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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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一个省来讲，也是依靠交换更安全。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要求各省粮食自给自足。不论这个省有没有生产粮食的优势，统统要求自给自足。其结果是粮食生产有优势的省也发挥不出优势来，因为别的省不需要进口。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政府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来划分，似乎尊重了种粮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这种划分还是建立在计划之上的。十几年过去了，粮食生产、运输、进出口都有很大变化，这一划分已经失效。在国际上我们的政策依然是自给自足。前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为了不让国内粮价受国际的影响而上升，国家规定不许粮食出口。使中国的粮农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出口能赚钱尚且不许，出口赔钱当然更不许可。出口不许可，进口又不安全。总之，认为不要国际粮食贸易，才是安全的。可见常识带给我们的误解有多深。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错误想法，所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结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时说，危险恰恰来自各国都强调自给自足，既不准出口又不准进口。这时候国际市场这个最大的储备库就失去作用了。事实上不但许多小国的粮食供应要靠进口，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也离不开进口粮食。不让国际市场起作用，对他们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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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靠市场？有计划按比例虽然并不错，可是这个计划和比例没法算出来，所以只能求助于市场。市场相当于一台大计算机，能够算出最优的计划和比例。我相信，国家的计划部门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推断需要多少耕地来保证粮食安全。但是我也十分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聪明人有这个本事，计算得出保证粮食安全需要的耕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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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是对的，问题在于别的用地也要保护。比如拿交通安全来讲，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约7万人。为了交通安全，马路宽一点可以减少事故，但是要占用土地。在目前的条件下，到底是粮食安全重要还是交通安全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安全是有限度的，过分的安全是有害的。要减少交通事故最简单的办法是降低车速。如果降低到每小时30公里，撞车也死不了人，可是时间上的损失太大了。这个例子说明安全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把安全提高到不必要的高度，只有宣传的用处，事实上既做不到，又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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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参考系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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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原来是解析几何中的一个名词，学过解析几何的人都懂得。它又是研究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坐标系的改变可以给我们增加许多新的知识，而且不需要任何实验，也不需要任何计算。更换一个坐标，新世界立刻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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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类就知道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个说法是以地球作为参考系坐标的。如果我们换成以太阳做参考系坐标，认为太阳没有动，很容易看出来是地球在旋转，而不是太阳在移动。但是究竟是谁在动，根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问题，不是是非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拿地球做参考系，还可以认为是太阳在移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想问题的，这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如果有第三个物体做参考系，或者说我们认定这个物体是不动的，它可以用作我们的参考系，就能够判断是地球在旋转还是太阳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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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完全没有别的绝对静止的物体做参考系，也能发现地球是否在旋转。这就是用科博摆。设想在地球北极的一所房子里，在天花板上悬挂一个很重的铁球，让它自由摆动。由于地球的旋转，而这个铁球所摆动的方向是不变的。因此24小时内可以观察到球的摆动方向，相对于地球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了360度。这个摆就叫做科博摆。在略为偏离北极的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不过科博摆相对于地球的旋转周期不是24小时，而与该地点偏离北极的程度有关。偏得越多，周期越长。到了赤道上，科博摆的摆动方向永远不变。在南极做同样的实验，可以看到科博摆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了360度。在北京天文馆里就有科博摆。利用科博摆发现地球的旋转，事实上还是利用地球上不同的点互为参考系。对于一个质点，没有大小，没有体积，就无法发现自己是否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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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极的水池里也应该能够观察到地球的旋转。地球在旋转，但是池中的水并不跟着旋转（如果没有水和水池壁之间的摩擦），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和科博摆一样的现象，即水池中的水在24小时中顺时针转了360度。这个现象甚至在北京家中的浴缸里也能观察到，不过不是24小时转一圈，而是31.3小时转一圈（事实上因为有摩擦，时间会更长一些）。海洋中的水也因地球自转而运动，成为一股巨大的洋流。甚至大气也有这种旋转运动，不过大气旋转的运动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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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球在旋转，它不是一个能做客观坐标系的框架。因为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物体在赤道上称的重量会小于在南北极称的重量。地球上的一切物体，除了在南北极上，都处于离心加速的状态中。不过这个离心力很小，我们感觉不出来，马马虎虎可以认为地球作为惯性参考系。比如在匀速前进的火车里，我们就认为没有加速度，可以算是一个惯性参考系。如果考虑地球公转引起的离心力，问题就更复杂了。再有太阳系也在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同样有离心力产生。不过这个离心力太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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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改变了观察行星运动轨道的参考系，把原来以地球为参考系的立场换成以太阳为参考系的立场。在他以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占主导地位。托勒密的说法也能相当圆满地解释行星的运动。但是用哥白尼的日心说来解释，可以更简单明了。以后又用宇宙的星空做背景，用星空做参考系，和以太阳做参考系的结论一致，日心说终于取代了地心说。大家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引起宗教界一场巨大的冲突。大多数宗教人士反对日心说，而且用教主的权力迫害主张日心说的人，一些人因此而牺牲。哥白尼活着的时候不敢正式发表他的观点，布鲁诺因主张日心说而被处火刑，伽利略因同意日心说而东躲西藏。可见改变一个坐标系看问题看似简单，却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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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是自然科学中参考系的重要性。其实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以什么为参考系的问题。简单地转变一个参考系，可以揭示大量有价值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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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以自己的立场为参考系。消费者容易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比如物价越低越好，难免是片面的。经济学必须同时研究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许多人自己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因而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不是买方愿意出高价。其实房价高恰恰是在供给有限的条件下买方竞价抬上去的。对自由的认识，也必须以个人为坐标参考系，转移到以周围的人为参考系，才能够完整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此时每个人处于没有人干涉他的自由的环境中，因此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还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转换参考系想问题。如果别人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彼此就会发生放弃利益的冲突。但如果全社会有一个人是专门利己的，别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倒不会发生冲突。这样一个简单的参考系转换，就能揭示出这个口号的虚伪性或极端的自私自利性。如果兼顾了正反两方面的参考系，就能得出完整的观点，能够成为颠扑不破的道理。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想以别人为参考系，不要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这个道理至今还是道德的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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