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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政府及官员应拓展多种民意表达渠道，自觉接受公民监督和批评。不能把公权作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更不能作为打压公民言论自由的工具。”汪玉凯认为，“政府只有在公民的监督下，才能少走弯路，所以即使有时公民批评得不完全准确，官员也应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面对。再则，政府是公共机构，官员是公众人物，代表公民行使公共事务，公民有权利监督和批评政府及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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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和执法层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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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除公民“因言获罪”现象，受访专家认为，政府要有勇气反思地方行政体制、司法运作模式，以及权利救济渠道等存在的问题，并作出深层次改革，这也是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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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社会里，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构成国民共同的根本价值观。”胡仙芝认为，“公权机关必须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公民对政府的批评可能有不准确的情况，但这种不准确并不能随意被认定为犯罪。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是恶意捏造事实，就不应被追责。因为，政府比公民有着更大的言论自由和更强大的信息公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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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制度保障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至少要做到公民批评政府及官员后，不会受到追究。”汪玉凯建议，“目前政府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及官员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和公众阐述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观点，以促进双方更多的互信；另一方面，要改进网络管理方式，摈弃传统上‘捂’的做法，对于政务信息要尽量公开，不能公开的，要对公众作必要解释，以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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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诽谤罪中，‘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还缺乏细化的司法标准，为公权力的滥用留下了制度上的缺口。”杜立元认为，“有必要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诽谤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解释，或者规定特殊的排除犯罪事由，从而防止‘诽谤罪’被扩大适用，以增加言论自由的空间，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和批评权不受侵犯，使社会泄压阀保持畅通，以赢得社会的和谐与政权根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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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杜立元还建议：“应从国家立法层面进行统一，废止此类案件的公诉条款，在刑法中规定其全部为自诉案件。官员如果觉得自己是‘受害人’，比如针对所举报和批评的事件及时进行信息公开，通过新闻发言人及时消除公民的误解，或者通过个别的解释来消除误会等。也可以自行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以此避免个别官员公器私用、打击正常的舆论监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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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究违法执法人员责任的同时，对背后发号施令的‘权力魅影’，更应严厉问责。”张鸣还建议，“如果官员滥用公权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应让其付出沉重代价，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处分，情节严重的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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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官员“跨国家庭”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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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跨国家庭”的存在，不但为部分贪官提供了外逃的捷径，也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处于不利状态，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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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于2009年1月12日至14日在京举行，会议公报指出：“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从业、投资入股、到国（境）外定居等规定和有关事项报告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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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以强调申报官员婚姻家庭涉及情况为出发点，显然与以往落马高官生活作风败坏、配偶子女助纣为虐，以及部分贪官利用配偶子女拥有外国籍或绿卡等便利条件外逃等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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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对官员国籍有严格规定，但对官员配偶子女，却仍缺乏明晰的可操作性规定。因此，近年来我国部分官员虽身居要职，但其配偶子女却移居海外，获得他国国籍或绿卡，成了人们所称的“跨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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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值得警觉的一个问题是，部分贪官钻法律空子，暗渡陈仓，利用配偶子女申请绿卡与入外国籍，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继续做官，一旦东窗事发，便迅速抽身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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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加大反腐败力度时，对那些配偶子女都移居国外的官员，需进行更严格的管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官员‘跨国家庭’的存在，不但为部分贪官提供了外逃的捷径，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处于不利状态，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应引起广泛而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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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跨国家庭”的腐败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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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官员的“跨国家庭”情况，多数是以官员犯罪案发的方式揭开深层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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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而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2002年权势如日中天时，就已悄然移民加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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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跨国家庭”腐败案，并非个案。2006年6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逃往美国。据报道，周金伙之妻陈淑贞在案发前早已移居美国，并拥有绿卡，为他外逃留下了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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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高山成功移民加拿大后，却声称自己身无分文，靠前妻“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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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现象令人触目惊心。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但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从现在看，这仅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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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逃官员有一个明显特征——绝大多数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经商、留学等名义送往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绿卡后，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国外，最后自己来个“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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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透露，目前有一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为这样一些官员服务——通过提供为贪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服务，为官员转移财产，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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