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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监管，让出国考察与本职工作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联系。”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邹瑾律师建议，“首先，考察单位由根据出国考察目的、考察的必要性、费用来源、考察路线以及考察人员，制定出国考察计划，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同时，进行公示；其次，在监管机构组织下，对出国考察计划举行听证会，对考察计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证，以决定是否需要考察，考察的人员是否适当，路线是否合理等，费用是否适当等出国考察问题作出决定，交由考察单位组织实施；再次，考察工作完成以后，考察人员撰写考察报告，向监管机构汇报以至向社会公众公开考察报告，接受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最后，建立起一套出国考察考核机制，对于完不成考察计划，或者达不到考察目标、完不成考察任务者，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或者经济处罚，以致自行承担考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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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官员出国考察的文件规定，要措辞严密、要求严格、处罚严厉，允许就是允许，禁止就是禁止，不能使用‘原则上’‘一般’‘特殊’等容易让人‘心生变通’的弹性规定。”齐善鸿认为，“即使存在个别‘例外’情况，也应逐一列明，以便于对照。只有拿出‘硬杠杠’‘死规定’，才能进一步增加政策的刚性、树立政府的权威，从而彻底堵住制度漏洞，断绝一些人的非分之想，确保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当前时期，干部出国属于底线管理范畴，必须在政策上做到不折不扣。否则，管理就等同于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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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制度上严格起来，才能给人以警示，断绝某些人想利用公费出国旅游的想法。”李成言建议，“第一，规范考察地点。凡是政府官员和公共财政支出经费的出国考察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在政府网上公布出国人员名单、考察理由、程序安排以及时间地点。第二，规范考察人员。要根据考察的具体内容确定合适的考察人员，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的考察，应尽量多邀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参加。只有让行家里手去考察，他们才知道需要看什么、学什么，考察后怎样干。第三，实行督查制度。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考察的督促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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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违纪官员加大处罚力度外，同时还应在以下两方面加以完善。”张鸣建议，“一方面，加强出国经费管理。对出国经费管理，仅管住预算内资金是不行的，只要各单位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存在，官员随时可用手中的财权解决费用问题，所以要把‘三轨’合并，制定出刚性的出国经费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完善监督机制。应充分激活人大和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杜绝那些出国官员的上级暗箱操作或自由裁量，让官员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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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把脉“运动式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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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执法”容易降低政府及执法机关的威信，也滋生形式主义，更是弱化了执法的严肃性和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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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整治“黑车”，2006年4月24日清晨起，北京16委办局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按照北京市发布的《依法查处取缔无照营运行为的通告》，期间查获的黑车一律处以“极刑”，即不论车型全部按照上限50万元的标准予以罚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罚款外，车辆将一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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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记者调查发现，此次行动中虽有不少“黑车”落网，但更多的是暂时休整，或实施“战略转移”到打击力度相对薄弱的远郊区县。而那些原本就是“黑车”聚集地的城郊接合部，泛滥之势愈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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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此类“狂飙行动”基本上还是“运动式执法”。这种执法形式，尽管在当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其凸显出的弊端不容忽视。有关执法部门应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逐步转变执法观念，尽量减少运动式执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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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见不鲜的“运动式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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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战役”等词汇常见诸报端，有些执法部门也习惯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对违法现象形成“拳头”攻势。这种执法方式，老百姓称之为“运动式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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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狂飙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动式执法的典型范例。根据北京市运输管理部门统计，在开展行动前，北京市“黑车”数量已达6万～7万辆，而本市正规出租车的数量则在6.6万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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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北京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并随之出台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给予重奖。同时启动问责制，对严重不负责任、未采取打击和执法行动的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实施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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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北京市共依法查扣各类“黑车”12921辆，依法对从事非法营运的9940人作出行政罚款等处罚。其间，公安机关对非法营运人员中敲诈、伤害乘客及出租汽车司机、为争抢生意滋事，以及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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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下来，‘黑车’并没有减少，而是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了转移。”2006年6月28日，一位经常乘坐“黑车”到郊区上班的王女士称，现在城里的“黑车”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见到，但在城郊的医院、小区门口、车站周围，“黑车”还是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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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能力交50万元罚款，我还开黑车干嘛？”一位现在每天依然出去“趴活”的“黑车”司机告诉记者，“我除了会开车，别的什么也不会。一旦被查到，车就不要了。至于拘留不拘留，也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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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狂飙行动”虽然使各类非法营运行为较整治工作开展前明显减少，但城郊接合处的“黑车”整治情况仍不理想，城区的反弹现象也很严重，“打击‘黑车’非法运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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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类似“狂飙行动”的运动式执法，很多部门一直以来已经使用得很顺手。比如在刑事执法活动中，一般以打黑除恶、扫黄打非最为典型。而行政执法活动中，则常以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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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9日，河南焦作录像厅大火后，全市742家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被关闭；2002年1月，江西省特大烟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从花炮产业中退出；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毒害婴幼儿事件被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惊与愤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围剿害人奶粉的“高潮”，三十多个牌子的劣质奶粉被列入“黑名单”，奶粉市场一时“海晏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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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认为：“运动式执法基本具备两个特征。首先是有关部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员自身资源，对某些管理顽症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其次是执法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开展，在一段时期内能够获得一定效果。但一阵风过后，往往又恢复了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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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消除的执法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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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运动式执法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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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执法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有关专家认为，“以往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习惯于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为此社会形成了浓厚的运动情结，以至于行政机关至今仍然对运动式执法抱有极大热情，使之成为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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