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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有些单位临时人员，也是通过正规途径竞争上岗的，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事实是，他们的待遇并不高，在工资、福利、保险等方面都远远不如在编人员。不少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人为将所用之人分成三六九等，“同工不同酬”现象极其普遍，体现了由身份定报酬，而不是由劳动定报酬的理念。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区别施用，既影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容易造成他们相互间的情绪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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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问责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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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有不少专家认为，处理好临时人员问题，将有助于解决人事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下等不良状况，更有助于减轻财政供养压力或单位的财务支出压力，从而降低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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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临时人员的问题，一是实现有效清退；二是实行合理聘用。”李成言认为，“近年来，各地清退临时人员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根子就在缺乏问责追究。在治理超编问题上，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法规和举措，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现在，缺的就是问责追究。应该先追究组织人事部门监管不力或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有关机关领导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的责任，先处理他们的问题，再清退临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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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临时人员对规范人事管理是有积极作用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和中教授认为，“不过应该拿出相关的配套政策，解决被清退人员的工作问题。被清退人员如果参加招聘考试，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依据他们以往的工作经验，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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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单位也需要临时人员，一味地清退不是办法。”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临时人员聘用和清退，常常呈现出波浪状：一段时间清退，然后又慢慢地招聘，直至再进行清退。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背后：如何科学制定编制、如何科学分工与协作、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提高效率以及如何改进管理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瞎忙、乱忙的现象就会减少，临时用工也会减少。在此基础上，即使有临时用工，也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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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工也是用工，必须将临时人员的招聘和使用程序规范化，而不能非正式招聘却又正式使用。”齐善鸿认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不论以何种渠道增加何种人员，必须全部纳入编制管理和人事计划管理范畴；确因工作需要增加工作人员的，要向社会公开招聘，实行合同聘用、岗位管理和人事代理，其工资支付也要纳入预算，而不能从预算外自行解决，否则，必然滋生两类严重问题：一是人员不合格，工作质量差；二是所需费用以不正当办法筹集。总之，科学编制是前提，科学管理是关键，规范管理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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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临时人员的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应从制度上予以考量和规范。”杜立元建议，“首先，对应该强化的政府职能进行分类。一类是必须由常任公务员行使的职能，如公安、卫生、安全、工商等执法性岗位。另一类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类职能中的一部分可以进行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委托给企业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次，按照工作性质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进行区分，严格界定临时人员的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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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元还建议：“鉴于用人单位聘用的临时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公共事务，应适当抬高门槛，严格资格准入。同时，在临时人员的待遇上，用人单位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做法，以员工对单位的贡献而不是身份来论酬，并依法为临时人员在福利、工资、保险方面提供更优厚的待遇，以强化临时人员的归属感、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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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揭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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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即时收益”的腐败行为，较之于传统腐败手段，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隐藏系数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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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反腐成就显著，有力地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邱霈恩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十二五’期间，这种反腐高压态势还将会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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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各类腐败中，有一种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现象日益显现，某些人将权力逐渐向时间寻租和扩张，用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预示了腐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和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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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这种腐败形式，由于没有“即时收益”的腐败行为，较之于传统腐败手段，其“安全”系数更高，所以反腐难度更大。预防和抑制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成为一道棘手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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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期权化”成腐败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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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日和16日，紫金矿业集团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187.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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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而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也颇耐人寻味：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被紫金矿业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比如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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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来自北京和省里的前高官。比如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此外，有些领导干部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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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事件并非孤例。据报道，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因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刑满释放后创办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在一座水库堤坝上超规划建设了两幢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的别墅。建房时就超出规划定点范围，并将水库堤坝主体铲低了约1.5米。舆论普遍认为，沈柯章经过多年官场经营，即便不在任，其权力影响仍在，而能够通过合法的形式，把违章别墅建在水库堤坝上，权力的期权效应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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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紫金矿业到“坝上别墅”，种种迹象表明，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已经成为一大腐败黑洞，预示了腐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和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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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是指他们在位时，利用权力的影响，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牟取非法利益，为规避风险，他们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为日后退休、下海经商等谋取更大的利益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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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项目和工程资金使用的审批权、决策权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将手中的权力‘放长线钓大鱼’，进行长期的权力投资。”邱霈恩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拉帮结派，这都是淫渗封建遗毒的期权经典。至于借工程项目、提拔晋级搞“权力期权化”，则更是算尽谋绝的期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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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目前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主要有三类：一是“封妻荫子”式。在任时为企业、他人谋利，离职后让企业、他人将好处赠予自己的妻子儿女；二是“投桃报李”式。在位时为企业谋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三是“人身依附”式。离职或退休前在要害部门培植、安插亲信，使自己退出权力中心后，仍能享受权力带来的各种方便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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