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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在职干部参加学习很有必要，但一定要从制度上预防‘权学交易’。”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公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对于个人要求攻读更高学位的，组织部门要像提拔干部那样进行一下筛选，主要从工作业绩入手看是否有培养前途，这个筛选应该是公开的，应该有群众投票的比例，组织部门应当公开申请者信息；一旦入选，也必须公示，当事人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部分费用。官员的学历变更也要公示，把官员学历变更的就读院校、专业及学习年限、学习方式、证明人等内容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在官员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并设立专门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如果说，私下交易是腐败的一种运作方式的话，那么公示制将可增加腐败的压力和成本，从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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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国外在惩治官员学历造假方面，也有很多先进经验可借鉴。比如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通过立法，正式把伪造文凭列为犯罪。在韩国，持假文凭者要被提起刑事诉讼。该国《选举法》还明确规定：对伪造或者编造学历的政治人士，取消其当选资格，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德国，持假文凭的人将按照欺诈罪处置，并处以1000欧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对文凭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要对制假者施以法律制裁，而且也要追究购假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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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普遍认为，要杜绝官员学历造假现象，在高校完善学位授予制度的同时，整个社会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也要树立科学的学历观。另外，对假学历的制售者和使用者，应该以立法的方式加大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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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官员住房消费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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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官员住房申报制度，这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而是官员公权性使然，也是反腐倡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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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底该住多大的房子？这对在市场法则下奔波的普通百姓来说，似乎无须回答——如果手里钱多，就去买大房子，要是钱少，就买小房子或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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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官员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的薪酬与纳税人有关，房子也不例外。所以，官员该住多大的房子，需要有一个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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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官员住房情况一直不公开，更谈不上有健全和完善的官员住房监管制度。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一些中高级官员严重超标建房、以权谋房，甚至占地建造“官员别墅”等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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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3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闭幕。这次会议通过的公报明确指出：“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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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从反腐败的角度而言，必须实施官员住房申报制度，但不应是简单地向上级部门报告，而应在明确官员住房标准的基础上，把官员住房情况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从根本上抑制官员住房腐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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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买不起”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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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各地房价一路飙升，多数普通百姓唯有“望房兴叹”。但有趣的是，有些中高级官员，也声称“买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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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3日，在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内举行的市民论坛上，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在回应市民问题时坦言：“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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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中央台《面对面》节目中谈到高房价问题时，也声称“买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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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0日，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广州举行的“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财经》论坛上表示：“广州很多房子价格每平方米超过2万元，我是副厅级职务，每月工资8000多元，但两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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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报道情况来看，“坦言”买不起房的官员，除了上述三位官员外，还有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等等，他们都曾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声称“买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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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拿工资来与房价衡量，这些官员确实买不起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中高级官员的住房感受，却显然与普通百姓的感受有很大差别。在高房价时代，很难看到这些官员有做房奴的压抑，更看不出有房价飙升带来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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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以往落马的贪官中，大多都有以下显著罪证，即包养情妇、受贿、多套住房，甚至还拥有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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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原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因为利用职权低价购房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达1600余万元；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共接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并将其中28套房产出租，被称为“炒房处长”；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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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操作住房“灰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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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专家看来，我国现有体制下，除少数腐败官员通过非正常渠道拥有住房外，大部分的中高级官员，还能享受机关在住房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不用像普通百姓一样，去市场上购买高价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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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房改”之前，我国官员就是住房条件相对较好的群体。尽管后来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各级机关以种种名目操作的“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却从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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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官员住房灰色消费方面，操作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翻新——内定开发商超低价拍地，建好房再以低价让官员“团购”；引入开发商进行开发，所建成商品房却按经济适用房、集资房核定价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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